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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杨家将历史知名度的形成和提高

2011-10-25 10:22:07 来源:神木文化艺术网 浏览:549
内容提要: 杨家将和岳家军等英雄群体一样,是中国千百年来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英雄形象。杨家将历史知名度的形成和提高,与宋朝以来中原历代皇朝所遇到的边患,广大劳动人民遭受战争磨难以及其对帮助民众解脱艰难困厄的英雄的期盼分不开。

       杨家将和岳家军等英雄群体一样,是中国千百年来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英雄形象。杨家将历史知名度的形成和提高,与宋朝以来中原历代皇朝所遇到的边患,广大劳动人民遭受战争磨难以及其对帮助民众解脱艰难困厄的英雄的期盼分不开。杨业父子的真实事迹和品格能够满足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共同的精神企盼,这是杨家将故事得以长久流传,而且越传越被人们喜欢的主要原因所在,而理学的倡导,史学的考证和文艺的不断铺陈扬厉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升了杨家将的历史知名度。

一、历代社会对民族英雄的不断呼唤

我国历史自从中唐“安史之乱”以后,直到近代晚期,长久地陷入民族矛盾冲突的漩涡。这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或历史阶段,它也给各族民众带来了历史性灾难。五代、宋时的吐蕃、契丹、蒙古,明代北方的鞑靼、瓦刺、兀良哈等蒙古三部以及女真武装势力,清代的西蒙古、青海蒙古、西番各族,等等,都曾与中原皇朝进行过长期的掠夺与反掠夺、分裂割据与维护统一局面的战争。加上明清后期外来侵略势力的干扰以及贯穿于整个历史时期的自然灾害,一千多年来,中原皇朝统治者的主要精力都用到应付战争,赈济灾荒,维护社会稳定及其统治上去了,无暇顾及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国泰民安”就已经是他们的奢望。

与此同时,劳动人民则付出了更加沉重的历史代价。他们除了要向整个统治阶级提供优裕的物资需求外,一切战争的物资费用全部要由他们来承担,而比这更惨的还是他们的丧家之痛、流离之苦和各族统治集团无休止征战中,由他们白白地付出生命。例如:

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宋朝对西夏用兵,“百姓馈送粮草,死者十余万人”,“关西父哭子,弟哭兄,妻哭夫,悲哀之声,感动行路”。[1]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朝官余靖上言:“今自西垂用兵,国帑虚竭,民亡储蓄,十室九空”。[2]还是宋仁宗时期(10231063),富弼在《论河北流民》札子中,详述了他亲眼看到河北灾荒,流民“扶老携幼,垒垒满道”,“逃命逐熟”的惨像。他说:“臣亲见而问得者,多是镇、赵、邢、名、磁、相等州下等人户……十中约六七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济户与无土浮客”。[3]

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还者亦死。[4]

战乱灾荒给民众带来的损失,连“奢淫自纵”,不知危殆的后晋出帝石重贵那样的人,也深感不安,他在罪己诏中说 “频年灾沴,稼穑不登,万姓饥荒,道殣相望……仍属干戈尚兴,边陲多事。仓廪不足,则辍人之糇食;帑藏不足,则率人之资财;兵士不足,则取人之丁中;战骑不足,则假人之乘马。虽事不获已,而理将若何!”就是说,社会战乱,“甲兵不暇休息,军旅有征战之苦,人民有飞挽之劳,疲瘵未苏,科徭尚急”,招致天怨神怒,频年灾荒,人民雪上加霜。他把这一景象的出现,看作是“上天垂谴,凉德所招”,因而不得不“省过兴怀,侧身罪己”。[5]古代各个皇朝包括宋、元、明、清时代,统治阶层每遇战乱不休,灾荒频仍的时候,都会出现后晋出帝这样的思想状态。而在计无所出的时候,一些稍有责任感的统治者,甚至还会产生希望上天早生圣人,代替自己治理人民的念头。史载五代后唐明宗李亶即位后,“每夕宫中焚香,仰天祷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6]这不仅是后唐明宗一人的呐喊,也反映了历史对英雄的呼唤!

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有些相似,他们除了祈求老天、神灵的佑助外,也只有寄情于民族英雄了。

杨家将是宋朝著名的英雄群体。他们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杨业,其主要事迹据《宋史·杨业传》记载是这样的:

         雍熙三年(986),宋兵北征契丹,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云、路行都部署,命副之。以西上使、蔚州刺史王侁,使、团练使文裕诸军连拔云、、寰、朔四州,次桑干河。曹彬之不利,路班……诏迁四州之民于地,令美等以所部之兵之。,契丹氏,其大臣耶律宁、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隐领众十余万,陷寰州。业谓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州之民,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俟大离代州日,令云州之先出。我州,契丹必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士援于中路,三州之,保万全矣。”

侁沮其议曰:“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成之。曰:“不可,此必也。”曰:“君侯素,今见敌,得非有他志乎?”曰:“非避死,盖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

行,泣美曰:“此行必不利……因指家谷口曰:“君于此步兵强弩,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

美即与麾下兵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台望之,以契丹走,欲其功,即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无人,即拊膺大,再率下士力,身被,士卒殆业犹手刃十百人。不能,遂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焉……乃不食,三日死。

杨业作战勇敢,兵略高明,遭遇叵测,壮烈牺牲,这一切,都跃然于纸上。而从他劝其主刘继元降宋“以保生聚”,出谋划策,确保云、应、寰、朔四州之民“万全”撤退看,他的爱民之意,护民之情也是非常真诚的。对此,《宋史》作者进一步申述说:

“业不知,忠烈武勇,有智练习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罽,挟纩,露坐治事,傍不火,侍者殆僵仆,而怡然无寒色。易,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之用。朔州之,麾下百余人,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皆感泣不肯去。淄州刺史王贵杀数十人,矢遂死。余亦死,无一生者。者皆流涕。”[7]

杨业有七个儿子,[8]其中延昭功绩最为显赫。史载他智勇善战,所得奉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用。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畏惧,目为杨六郎。及卒,帝嗟悼之,遣中使护榇以归。河北之人多望柩而泣。

象这样一个卫疆护民,世代忠勇,彪炳史册的英雄世家,难道不正是人们企盼已久的那个偶像群吗?

二、理学家的证善和政治家的提倡

古代社会,一个英雄形象要在社会上树立起来,他就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杨家将英雄群体的特征,就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忠义精神。忠,即忠于国家、君王;义,指行为符合儒家名教,包括爱民、护民的思想举动。这都是封建统治阶级最需要,最提倡的。

唐末五代以来,国家政治生活中弥漫着奸臣窃命,帝王蒙尘,暴力横行,斯文扫地的恐怖气氛。赳赳武夫,目无纲纪,视篡权为理法,竟喊出“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9]的口号,这无异于为那些起于军卒,暴至富贵”的军人们作伥,制造社会无休止的动乱。针对这一现象,宋初以来,孙复、石介、胡瑗等就以提倡儒学节行而知名,宋仁宗前后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创立理学,从世界观、人性论等方面提出理则,倡导个人品格的修养和君臣大义、为官之道。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些政治家更是身体力行,践行名节,奖掖忠勤报国,力抑侥幸图进,不知廉耻的仕风。南宋中期以后,最高统治者又把理学提升为国家指导思想,使以提倡儒家伦理纲常为宗旨的意识形态逐渐占据了社会主流地位。

然而宣传理学,倡导忠义名节的精神不能停留在空谈上,它需要以真人真事为典型,将深奥的哲理转化成形象化的东西,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社会效果。人们从杨家将的行事中提炼出“忠义”这一理学家和历代统治者企盼已久的品格,作为杨家将的标签,统治者的期许和政治宣传的口号,从而奠定了杨家将历史知名度历久弥高,千年不衰的理论依据。正是由于经过了儒学——理学思想的陶冶,封建主流舆论的揄扬,杨家将的英雄事迹、忠义之气才能如此显赫地变成官民、古今同仰共重的一角。

早在杨业殉职不久,宋太宗就于雍熙三年(986)八月十分痛惜地下了一道悼念和奖励杨业的诏书,其文云:

“生着勤劳干戈而社。贲宠,听鼙鼓以申哀,不有追崇,曷彰茂烈!云州察使杨业诚坚金石,茂松筠,俾塞上之威名,本山西之茂族。自升环卫,甚着忠,方提貔虎之,以效陲之用,群师违戾,援兵不前,以孤,陷于强劲节,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女!是用举兹徽典,旌此忠,魂而有,知我深意。可太尉、大同军节度使,布帛千疋,粟千[10]

杨业被表彰之后,他的六个儿子也被提拔或任官,从此以后,杨家将的忠义事迹越来越多,名声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人们对杨家将的景仰之情也顺着历史的管道不断地流淌。

与杨业同一朝代的苏辙在《过杨无敌庙》中写道: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知避血痕。一可怜非罪,太畏人言。驰驱中原用,享能令域尊。我欲比君周子[11]彤聊足慰忠魂。”[12]

诗文除表达了作者对杨业无限的同情、颂扬和抱打不平的情怀外,还透露出两个历史信息:一是北宋时期,也就是杨业死后不久,北方宋辽边界地区就已经为杨业建了庙,反映了时人对他的敬重。二是“尝享能令异域尊”,反映了杨业的事迹也让不少辽国人对其肃然起敬。

笔者40多年前,路过山西代县雁门关,在关门北侧路旁山崖下看到一座古庙,当时受人为破坏,已是面目全非,据说那里供奉的就是曾经把守雁门关的杨家将。此庙不知是否为苏辙所见者?其肇建年代也无由知道,若就是宋朝人所奠的基址,则千余年来,人们相沿缮修、保存,用以纪念杨家将,殊属珍贵的文化遗址。总之,对于杨家将的研究和宣传,宋元以来历代从未止息,即使在明清思想钳制极严的政治思想背景下,也没有出现限制杨家将故事或作品流传的事情,这本身就说明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杨家将英雄群体的期许和推崇。

三、史学的记述和钩沉

在杨家将历史知名度的形成和提高过程中,史学也起了关键性的的作用。宋元以来,历代史学家将散见的档案、公众流传、古迹遗存、各种文字记载等史料不断地加以搜集整理,使有关杨家将的史事失而复得,臻于完善,加强了人们对这个英雄群体的认同感。

档案的利用:《宋史》资料数据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档案。其中的《杨业》、杨业子《延昭等附传》、《王贵附传》以及分见于该书其它传纪中有关杨业、延昭、延昭子文广等杨家将的事迹,都是依据宋时遗留的档案写成的。前引《宋大诏令集·杨业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制》那篇制文,更是原原本本的档案。它的文字与《宋史》有出入,当是后者经过了史家的加工润色。此外,宋朝《太宗实录》中有关杨业的记载,也应是依据当时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写成的。

公众流传:公众流传是历史传播最早和最基本的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是最可信的历史。有关杨家将的英雄事迹,早在宋朝当时,甚至是当事人杨文广等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在广大民众中传开了。学人熟知和常引的欧阳修给杨业侄孙杨琪写的《墓志铭》就是一个明证。该文中说:

新秦近胡,以战俗,而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君之伯祖继业,太宗时为云州察使,契丹战殁、中令。继业有子延昭,时为莫州防御使。父子皆,其智勇号称,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皆能道之……世初微自河西,驰马耀陲。桓桓侍中国屏毗,太、防御杰然奇,名累世在羌夷。[13]

从这段话的“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一句可知,早在欧阳修撰写这篇《墓志铭》的皇祐三年(1051)之前,有关杨家将的事迹就早已广泛地流传了,因而才“至今”——欧阳修时代,天下人从四民之首的“士”,到草根阶层的“里儿野叟”,还能熟练地给你讲出来,由此也可以看到杨家将故事在当时公众流传中的普及程度。至于元明以后各历史时代,杨家将故事的流传就更广了,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一点也不过分。广泛持久的公众流传当是杨家将历史知名度形成和提高的最基本最直接的推动力。

古迹遗存:有关杨家将的历史遗迹,包括古战场、城堡、关隘、村落、坟墓、祠庙等等,在我国南北各地多有存留。人们以这些遗存为指证,心仪英雄的伟烈。地方史志专家则将其明确地加以记载,以为地方和他们的著作增光。

据雍正《山西通志》记载:崞县有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相传即杨业妻、折德扆女也”。崞县又有“楊六郎寨,在陽武峪,即楊延昭駐兵地”。[14]繁峙县有“宋杨兴墓,在县西十五里,业子。七郎墓,在县西十五里晏头村,业子。[15]广昌县,“宋六郎坟,在县南范家台”。[16] 广灵县有“六郎城,在林关峪,宋将杨延昭所筑,址存”。代县有“杨六郎寨,雁门关北口东山上”[17]

陕西宜川县有“七郎山,在县城西南。三峰鼎峙,壁立千仭,相传宋将杨业之子七郎屯兵处。”[18]合阳县有“杨宣抚永庆墓,在县西南五十里马村。杨业后,旧有墓碑,为人窃去”。[19]“邠州紫薇山,在州城内西南隅,连跨外郭,上有宋金时屯兵故砦,山有后稷砦,相传内有宅,宋杨延昭所居”。[20]神木县有“杨家城即镇西军,中有碑志、宫室,遗址尚存,在县治北三十里”。[21]“杨家墓,在北门外子城内,俗传为六郎墓”。[22]洋县有“宜娘子关,在县东八十五里。宋置,因杨文广妹宜娘子守此,故名”。[23]

广东感恩县“温汤泉,在城北七十里,其东即宋时鎭州地,今为黎人杂处,旁有石城遗址,名杨文广坝”。[24] 该坝“遗址有马迹,碑题杨成军马到此”。[25]

广西永宁县有“穿岩山,在城南,俗传杨文广妹征栁救兄所开,有碑记”。[26]荔浦县有“蜈蚣峡,在青山,昔杨文广征蛮,立营于此,内外各五营,规模森列犹存”。[27]又荔浦县有“杨文广城,在县治西二十五里,宋杨文广征蛮过此,筑土城以居,址尚存……铁帽,在小木岩之旁,约重二百余斤,俗传宋杨文广征蛮时遗此,歴年久远,光彩如新……铁鎗,在小木岩之后,红山之上,俗传杨文广所遗”。[28]宜山县有“羊角山,在河池所西五里,其麓有宋杨文广故垒……谢表岭在城西五十里,传杨文广得胜回朝于此拜表,故名”。[29]柳城县有“磨枪隘,在县南四十里,相传宋杨文广征侬智髙磨枪处。”[30]

类此记载,在山西、河北、陕西和甘肃宋辽、宋夏边界地区,在南方杨家将活动过的两广等地也有许多。其中有的是历史遗迹,有的是文化遗存。前者更接近于史实,而后者则多是人们仰慕英雄的思想文化的反映,其间附会历史的成分较多。如上引广西荔浦县小木岩旁的铁帽,方志载“约重二百余斤”,仅从重量分析,就不可能是“杨文广征蛮时遗此”的,试想,谁能戴得起200余斤重的铁帽!然而人们将这么多的地方、“文物”和古迹与杨家将挂钩并不是偶然的,只要经过认真的分析,我们就可以从中发现前人对杨家将的崇拜、追思和精神期盼;也可以发现这些文化现象对于杨家将历史知名度的提升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

《山西通志》作者有一段辨证杨家将遗址的文字,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杨家将遗址广泛存在的情况。该文云:

“《京考古》、《一志》载杨令公祠,在古北口,祀宋杨业。按《杨业传》,生平未甞至燕,古北口又在燕北二百余里,地契丹久矣,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鴈之北口,而以为宻云之古北口,是作志者西不辨,何哉?又按《史·耶律色珍》:继业败走至狼牙村,《宋史》略同。《志》:威灵庙在古北口北外一里,祀宋太尉大同军节度使公。成化十八年尚书周洪范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北口之非其地。《丰润县志》令公村,在西十五里,宋杨业屯兵拒于此。有功,故名。承《一志》而”。[31]

在这里,作者认为杨家将祠庙只能建在其活动过的地方,因而认为像古北口那样的地方不可能有杨业祠。殊不知人们对英雄的敬仰是不受地域、国界和民族限制的,何况建立祠庙多在元明清统一时期,更何况像《丰润县志》据民间传说记载,那里曾是“杨业屯兵拒辽”的地方呢?《明一统志》卷一《京师》下记载:“杨令公祠,在宻云县古北口,祀宋杨业”。编撰于《山西通志》之后的《大清一统志》转录了这一记载,[32]而没有采用《山西通志·辨证》的观点,殆即出于此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关杨家将的遗存,事实上已经超出了其活动过的范围。

文献记载:关于杨家将的事迹,宋元人所作的史书笔记多有记载;明代宋镰、王世贞、顾祖禹等,清代顾炎武、翟灏、俞樾、李慈铭、潘祖荫、焦循等诸家也都做过记录与考证。[33]《宋史》及山西、河北、陕西、甘肃、广西、广东等省的地方志、金石录等史书文献中更是所在多有,它们从不同的层面为杨家将历史的真实性提供了证据。这里再举两个笔记、地方志的例子。

1、笔记。与杨业事迹联系密切的最早的一种笔记,是宋初人杨亿口述、黄鑑笔录,后经宋庠整理,今人李裕民先生辑校的《杨文公谈苑》。它对杨业的记载为后来许多学人所据依。如在杨业祖籍问题上。古书对此说法不一,有麟州说,并州太原说等多种。分歧当出在将祖籍与新籍未加区别上。杨业祖籍麟州,就最早见于《杨文公谈苑》,其文云:“杨业,麟州人……”[34]杨业殉职时,杨亿才12岁。此前一年,他以早慧,由宋太宗亲试诗赋,授任秘书省正字。他不仅是以时人记时事,而且作为《宋太宗实录》、《册府元龟》等书的主要编纂者,杨亿又是一位大史学家,其述说应是有根据和可以相信的。其后,欧阳修给杨业侄孙杨琪所作《墓志铭》中说“杨氏,麟州新秦人也。”[35]新秦即麟州治所,在今陕西神木县北。司马光《资治通鉴》谓杨业的父亲杨信是“麟州土豪”,[36]曾巩《隆平集》也说:“杨邺(业),或曰继邺,麟州人”。[37]这些史学家、政治家、著名学人的记述,都印证了杨亿的说法。由此,关于杨业的祖籍问题似可据以定案了。杨业是并州太原人一说,那当是就杨业的迁居地说的。

笔记对于保存杨家将真实历史的贡献,还可以举宋末元初人徐大焯《烬余录》的一段记载为例:

太平“兴国五年,太宗莫州之赖杨业,得脱险难……先是帝出契丹于南,旋移大名,进战莫州,遂契丹所困。杨业死救,始得脱归大名。密封褒赐赉胼蕃云云……雍熙三年春,副潘美北伐,会萧太后领众十万犯寰,,死之;;次子延浦,三子延,官供奉;四子延,初名延朗,五子延官殿直;六子延昭征朔州功,加保州刺使。七子延彬,初名延嗣者,有功团练使。延昭子宗保,官同州察,世称杨”。[38]

这段话对正史有四点补充:一是太宗莫州之败,《宋史》只记作,十一月,“戊午,驻跸大名府。诸军及契丹大战于莫州,败绩。”[39]并无细节的陈述,上引这段话则将太宗莫州之败、杨业及诸子奋死救驾、始得脱归大名的情节交待得十分清楚;二是将杨业诸子的排行交待清楚了,帮助史学家解决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三是交待了杨宗保是杨延昭的儿子。《宋史·杨延昭传》中说延昭死后,朝廷“录其三子官……子文广。”[40]没有说出其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对此,曾巩《隆平集》卷17《武臣·杨邺(业)传》中有说明。其文云:延昭“卒年五十六,诏录其子传永、德政、文广有差,门客之类,亦试艺而官之”。具体说出了延昭三个儿子的名字,但其中没有宗保。《烬余录》所记宗保,或是延昭上述三个儿子中某一个的别名,或是延昭另一个儿子,因当时年幼而未给官者?后世小说、戏剧中写杨宗保是杨延昭的儿子,当以这一记载为依据;四是指出了“杨家将”这一称号早在延昭、宗保活着的时候就叫响了。

2、地方志。虽然地方志中的许多资料是转录正史的,但也有一些为正史所无的记载。如前引述的许多历史遗迹,大都不见于史传。四库本雍正《山西通志·列女·保德州》有这样一段记载:“杨文广,杨业之孙。妻慕容氏,州南慕塔村人,雄勇善战”。[41]这个“雄勇善战”的鲜卑慕容氏女子,其名不见于正史。然而,她的英勇事迹不就是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中杨家女将的原型吗?这类珍贵的地方志记载,至少会给后世文艺创作家以深刻的灵感刺激!

近人对杨家将史事的研究,如卫聚贤的《杨家将考证》、余嘉锡的《杨家将考信录》、叶国庆的《杨文广平蛮考》,上世纪80年代常征著的《杨家将史事考》、聂崇歧的《麟州杨氏遗闻六记》、郝树侯的《杨业传》、沈起炜的《杨家将的历史和传说》,李裕民先生对有关杨家将文献的整理以及《杨家将新考三题》[42]相关考证性文章,台湾学者张遐民的《杨业父子忠勇事迹考:就史志谈“杨家将’》,等等,不仅为杨家将史事的钩稽、考证和宣传做出了新的贡献,也为杨家将文学的创作打下了新的可靠的基础。

四、文艺作品的铺张扬厉

从文艺作品的创作、传播来看,杨家将主题可谓占尽了风骚。历代文艺家几乎应用了所有的文艺形式来创作有关杨家将的文艺作品。

宋代的欧阳修、曾巩、刘敞、苏颂、彭汝砺、苏辙等著名文学家,都以散文或诗歌的形式抒发过对杨家将英雄的赞美之情。当时话本和以讲唱为主的评话十分流行,杨家将的忠勇故事就被艺术家写成话本和评话,广泛地讲唱铺陈。[43]宋元时代的戏曲艺术院本、杂剧[44]中也多见杨家将内容的作品。

明代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小说、戏剧、曲艺等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其中小说最著名的有《北宋志传》、熊大木的《杨家将演义》(又叫《杨家府演义》、《杨家通俗演义》)等。杂剧有《开诏救忠》、《破天阵》、《活拿萧天佑》、《黄眉翁》以及《三关记焦光赞建祠祭主》、《金箭记六使私离三关》、《金铜记六使私离三关》等,明中、后期,民间还流行演唱杨家将故事的打弹、市巷里歌等曲艺。对于当时小说、戏曲流行的情况,明人叶盛《水东日记》有一段描述,他说:

“今书坊相射利之徒伪为说杂书,南人喜小王(光武)、蔡伯喈(邕)、六使(文广),北人喜母大等事甚多。工商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女通,有以也。甚者晋王休徵、宋文穆、王龟龄诸,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佐酒客之具。有官者不以禁,士大夫不以非;或者以警世之,而忍推波助者,亦有之矣。”[45]

清代新出现的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小说,著名者如《北宋金枪全传》(又名《北宋金枪倒马传》)、无名氏撰《天门阵演义十二寡妇征西》、《平闽全传》(又名《杨文广征蛮十八洞》)、《杨文广平南全传》、《说呼全传》、《万花楼》、《五虎平西》、《五虎平南》等。戏剧名作如《昭代箫韶》、《铁旗阵》等,都从一个侧面宣传,提升和普及了杨家将的名气。正是借助于这些通俗的艺术形式,才使杨家将的英雄事迹占据了勾栏、瓦肆、里巷、舞台和一切文艺可以渗入的领域,影响着人们的文化生活、政治取向和行为准则。

到了近现代,电影、电视剧、艺术画以及当今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电子游戏等,也以极大的热情争相以杨家将故事为题材。文艺不同于史学,但它以特殊的形式宣扬和普及了杨家将英雄事迹,在杨家将历史知名度的提升上甚至起了其他宣传形式不可替代和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可以想见,杨家将这一常见常新的文艺主题以及其中的历史人物和艺术虚构形像,如杨继业、佘太君、杨六郎、杨文广、杨宗保、穆桂英、杨排风、八姐、九妹、孟良、焦赞、寇准、八贤王;反面人物如潘仁美、王钦、萧太后,等等,都将与三国故事、水浒、岳家军等著名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形象一样,作为传统文学艺术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通俗化的历史政治文化、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永无停息地流传下去。

当然还应当看到,宋朝以后,社会上层弥漫着一股重文轻武的政治风气,即使像杨家将这样的英雄群体,统治阶级的宣传表彰也是很有限的。流传至今的官方文献除了《宋大诏令集》中的《杨业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制》和《宋史》中的那篇《杨业传》外,其他文献就很少了。因而,从主流倾向看,宋元明清以来杨家将故事主要是在广大贫民百姓中流传,他们是历代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偶像。因此,可以说杨家将历史知名度的形成和提高,一定程度上借助了民间的力量。

作者/李清凌



[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至道三年七月丁卯条”。

[2] 《宋史》卷三二O《余靖传》。

[3] 吕祖谦:《宋文鉴》卷四五。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编纂组编:《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有关部分。

[5] 《旧五代史》卷八三《少帝纪三》。

[6] 《旧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纪第一十》

[7] 《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

[8]杨业的七个儿子,除随父陷敌的延玉外,还有延朗,为崇仪副使,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他们多是杨业牺牲后被提拔的。

[9] 《新五代史》卷五一《安重荣传》。

[10] 宋大诏令集》卷二二0褒恤上·杨业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制》。

[11] 周子隐,晋人,名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人,吴鄱阳太守鲂子。曾仕吴,入晋为新平太守,转广汉,以母老罢归,寻除楚内史,迁御史中丞。元康七年,以建威将军讨氐羌齐万年战死,追赠平西将军。元帝为晋王,策谥曰孝([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卷八一《周处》)。

[12] 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864,苏辙《过杨无敌庙》。

[13] 【宋】欧阳修:《欧阳修集》卷二九。

[14] 《山西通志》卷六O《古迹》。

[15] 《山西通志》(四库本)卷一七四《陵墓三》。

[16] 《山西通志》卷一七三《陵墓二》。

[17] 《山西通志》卷一五《关隘七》。

[18] 《陕西通志》(四库本)卷一O《山川三》。

[19] 《陕西通志》卷七一《陵墓二》。

[20] 《陕西通志》卷一三《山川六》。

[21]  佚名篡修:《神木县志》卷三《城垒》。

[22]  佚名篡修:《神木县志》卷三《陵墓》。此处六郎墓与前引山西广昌县六郎坟,当有一处是义塚。

[23]《陕西通志》卷一六《关梁一》。

[24] 《广东通志》(四库本)卷一三《山川四 》。

[25] 《广东通志》卷五三《古迹志·感恩县》。

[26] 《广西通志》卷一三《山川》。

[27] 《广西通志》卷一四《山川》。

[28]《广西通志》卷四四《古迹》

[29]《广西通志》卷一六《山川》。

[30]《广西通志》卷一九《关梁》。

[31] 雍正《山西通志》卷一七九《辨证》。

[32]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七《顺天府四》。

[33] 蔡连卫:《“杨家将”小说传播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5月。

[34]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今人李裕民辑校:《杨文公谈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35] 《欧阳修集》卷二九《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

[36]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后周广顺二年十二月甲午条”。

[37]  曾巩:《隆平集》卷一七《武臣》。

[38]  徐大焯:《烬余录》甲编,望炊楼丛书,谢家福辑刻本,苏州文学山房补刻民国13(1924)版,第6页。

[39] 《宋史》卷四《太宗纪一》。

[40] 《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附子延昭传》。

[41] 《山西通志》卷一五七《列女九》。

[42]李裕民:《杨家将新考三题》,载《晋阳学刊》2000年第6期。

[43] 《宋代评话中的杨家将故事》,载《山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44]有关杨家将的杂剧,今天能够见到完整文字的,是藏懋循《元曲选》著录的《谢金吾诈拆清风府》①和《昊天塔孟良盗骨》②,

[45][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一《小说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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