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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商业革命

2011-10-18 09:49:53 来源:神木文化艺术网 浏览:338
内容提要:晚清曾经一度出现过货币非国家化的征象。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一些钱庄、当铺和老杂货店以银票和钱票的形式发行纸币,在局部范围之内替代了白银和铜钱的流通。

        晚清的商业交换高速发展,市场对货币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迫,但货币的建设却相对落后。白银和铜钱,是通行的货币,但缺点很多,第一,货币数量主要取决于两种金属的可得性,政府因此不能实行有效控制,作为流通的手段,也缺乏根据市场需求调节货币供应的灵活性,这说明是一种拙劣的制度。第二,这两种货币之间的关系,是由政府规定,但市场的实际兑换率是频繁波动的,引起了经营交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由于这种复金本位制缺乏一致性,因此其价值只能由重量和成色确定,这导致市场出现了上百种计算单位。当政府和市场需要动用大量货币的时候,用于交换的货币本身形成了极大地交易成本,这本身构成了一种严重的对商业经济,对企业发展的巨大阻挠。

在当时的贸易背景下,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银元在小范围内被引入到中国市场,但不足以构成大局性的交换媒介,因此,纸币开始流行,并成为晚清货币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事实上,清朝政府在1651年到1661曾经持续发行过纸币,但数量微小,且绝对垄断。进入19世纪之后,民间市场走出了与传统的大政府垄断纸币的做法,私人的旧式钱庄和商号开始发行银票和钱钞,货币领域呈现出白银、铜钱和纸币三驾马车并列的形式。中国人的民间私人票据,开始成为晚清最醒目的金融风景。
  可以肯定地说,晚清曾经一度出现过货币非国家化的征象。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一些钱庄、当铺和老杂货店以银票和钱票的形式发行纸币,在局部范围之内替代了白银和铜钱的流通,以至于政府开始模仿民间市场,于1853年发行纸币,也称为银票钱票。政府发行的纸币和民间市场发行的纸币,构成了一种有意思的竞争。结果是清朝政府发行的纸币反而不能令人满意,而私票却直接推动了中国的商业发展。一直到1899年,也就是19世纪的最末期,清朝政府主持的官办近代银行发行的纸币,才正式成为能够影响商业流通的货币形式。
  需要强调的是,当时各地对纸币的使用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北方大多数使用钱票,南方则主要以银票为主。北京在1810年开始,钱票就已经是普遍的现象,到1852年,以500为单位,包括500以上的白银和铜钱结算,都已经全部用钱票来结算了。而在山西,富裕的生意人家发行的纸币,流通了30年以上,无需支付一枚铜钱。四川的纸币交换也很发达,总督为此曾经上书朝廷,要求禁止民间的纸币流通,不过收效甚微。
  总体看,依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私票比较发达,这得益于不断进行的沿海贸易。1841年,上海县就告示民众,大豆、麦子、棉布等产品的贸易,都凭银票往来。在福州,仅仅1845年就出现了将近100家钱庄,用钱票、银票和银元票等三种纸币进行自由交换。这种大面积的纸币交换格局的出现,促使这一带的西方贸易商人也开始用钱庄钱票作为支付的手段。1859年,老沙逊洋行就用纸币支付洋行购进的黄金,而一家外资保险公司也在1862年愿意接受钱庄发行的纸币支付其保险费用。
  这当然是最醒目不过的自由交换风景!广州的钱庄数目从1873年的68家逐渐增加,到1930年,是120家;天津在1867年有100家票号银行,其中40家每家拥有储备金约为1万两,另外40家也有4000两,剩下的20家则为小规模票号,有资本2000两,到1899年,天津迎来私人票号的黄金时代,总数超过了300家,可谓前所未有;中部的汉口也是一个钱庄业务发达的城市,1870年之后约有20家山西票号和50家钱庄。在上海这个最大的条约口岸,从1858年到1903年,私人钱庄的平均资本增长了3倍,由于对外贸易关系紧密,上海的私人钱庄绝大多数都开设在外国租界里。
  现在来看,晚清时期多种形式的货币格局,尤其是私票性质的纸币发行格局,消解了政府垄断所带来的高额交易成本,催生了大面积的自由交换,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并直接带动了一般民众的商业行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郝延平先生认为,这是中国近代真正的商业革命,使得中国经济格局直接脱离区域性的农业经济,过渡到了发达的商业经济。有几个醒目的数据,是能够直接说明问题的。第一,晚清在大约120年之内,货币增长了8倍,高达25亿元,而在明朝末年,中国的货币总量,仅仅是2.78亿元。因此,晚清庞大的货币总量前所未有,这是一个商业的时代最明显的特征。第二,在同一时期,平均每人的货币储备,从4.6元增加到5.4元,增加了17%以上。所以郝延平先生认为,晚清商业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国际商业的秩序对中国的影响,一方面取决于不断发展的人口红利,而最为醒目的因素,依然是不断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潜滋暗长,多元竞争的货币格局,确保了一个时代的商业经济,首先拥有了强大的资本支持。
  一个古老的国家,她的近代商业的起步,竟然是从货币领域开始。这既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也是晚清时代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经济发展景气周期的主要原因。以基本的市场逻辑来看,民间市场力量对货币交换的智慧与探索,当然是主导力量,但必须强调,晚清政府在垄断管理方面,或者是由于缺乏力量,或者是偶然间遵循了一种无为而治的治理原则,以至于在长达80年的时间之内,形成了在货币领域小政府大市场格局。由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在经过长达几千年的封闭式、区域性、重生产、轻交换的农耕经济之后,终于艰难地走向了以商业交换、企业经营为主要特征的商业经济时代。
  本质意义上,这是一个国家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型为近代经济,现代经济的必由之路。一个新鲜的,可以佐证的案例是后来发生的1978年改革开放,尤其是1978年之后发生在广东、浙江这两大传统商业区域之内的企业故事。这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云集的地理区域,大量的完全市场竞争的中小企业在这一带自由生长,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地方,其中一个重要的逻辑,就是这些地方隐蔽的民间金融市场。在金融产业完全被政府垄断的背景下,广东和浙江,甚至包括许多中小企业发展比较顺利的地方,资本的来源主要来自两种途径,其一是所谓招商引资,其二就是民间金融,或者称之为地下钱庄。前者依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只有后者,才真正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市场节奏。无论强大的垄断性政府如何打压民间金融,但正是这些所谓师出无名的民间资本,让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建立了初步的市场经济征象。这是一种起源于晚清的民间货币传统,是一种市场的自发秩序,更是一种与中国经济有关的、与中国人有关的、真正来自于市场的智慧。

(作者/苏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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