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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的孤舟”沈从文:时代十分活泼 文坛实在呆板

2014-08-21 08:21:23 来源:凤凰网 浏览:37
内容提要:1934年1月18日,行走在湖南横石和九溪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接连写了两封信。

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24期

 

1934118日,行走在湖南横石和九溪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接连写了两封信。见到一个老纤夫和船主为一百钱争执,他在第一封信里为活着的意义有感而发:

多数人爱点钱,爱吃点好东西,皆可以从从容容活下去的。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而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

要像那少数人一样,把自己的意义投射到个人生活之外的社会上去。这是上午的沈从文在河上漂流的思考。然而下午,看到山头淡淡的午后阳光,水底圆如棋子的石头,他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感悟——历史并不是那一套套用文字写成的,一代代人相斫相杀的宏大故事,而正是那小小灰色的渔船,沉默的鱼鹰,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

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将近一个甲子之后的1992年,25岁的张新颖在《收获》杂志上偶然读到了这封信。以前我总是糊里糊涂地觉得沈从文很好,但是不知道他好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读那个信的时候,忽然理解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明白了沈从文后来为什么对杂文物那么用情。

只读过小学、湘西行伍出身的乡下人沈从文,四十多岁时已经写出七十多部作品,名噪一时,雄心勃勃。然而在人生的下半场,他毅然宣布封笔。

如今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张新颖接受采访时说:一般人是跳不出这个圈子,我要么写,要么不写。但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来说,这些方式都没办法实现自己,都完蛋了,写和不写都完了。问题是沈从文能够从写和不写之间跳出来,找到了一个要做的事儿。

那件要做的事儿便是——成为一个不起眼的杂文物研究者、解说员。数十年的漫漫岁月里,他克服外在条件的艰难和内心的痛苦,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于喧闹暴戾之中,始终独善其身。学者傅国涌描述,以后的三十年,中国少了一个作家,而北京午门下多了一个指点解说、抄写说明的老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其中的结晶。

如此的戏剧人生,上下半场似乎截然不同。但在张新颖看来,1930年代那个在河边参透历史的沈从文,已经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浓重的伏笔。利用《沈从文全集》浩如烟海的资料,张新颖耗费10年所著《沈从文的后半生》最近面世。从事杂文物研究是外部压力和沈从文内在主动选择的双重结果,这是该书的一个主要内容。

沈从文把自己看作河中的一枚普通石子。他的生命也是一条河。那些在别的作家笔下要经受现代考验和质问的普通人,到了他眼中变成了生活自在的、自身有着人性纯朴品质的人,所以他会在妓女身上、在船夫身上、在最下等的士兵身上看到庄严、诚恳、努力的东西,对他们的尊重和学习,不管是他从事文学,还是后来进行杂文物研究,都是如此。

1972年,沈从文刚从湖北干校回到北京

1948-1949:从崩溃到重生

1923年,踌躇满志的沈从文挟着铺盖在北京前门车站下火车。月台上的边城青年对眼前这座豁然敞开的古老城市说:我是来征服你的。

二十多年后,这座城池差点将他倾覆。

从抗战结束的次年回到北平以后,民族自杀的悲剧让沈从文忧心如焚。作为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自由作家,他并没有明确的好恶倾向,始终警醒地和政治保持着适度的距离。

194811月,冯至、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等人参加了北大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在发言中,沈从文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比作马路上的红绿灯,表示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他没有接受北大国民党负责人陈雪屏的南下劝说,最终决定与朱光潜、梁思成等老友一道留下来。不过,他已然意识到,政治和政治的要求成了当下文学无可怀疑的前提。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沈从文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

两个月后,风暴来袭。北京大学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并在教学楼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这使沈从文感到极大的震恐,认为政治清算终于到自己头上,他写信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城,三数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不久又收到恐吓信,随即发展成精神失常

张新颖在和鲁迅研究学者孙郁对谈时说到,沈从文不是一个现代舆论启蒙产生出来的、可以断然和过去决裂的作家,他的自我乃是从他那个苗汉混居的偏僻山野一步步成长得来的,要在一夜间把自己从前的经验全然否决,对他绝无可能。

梁思成是他非常好的朋友,他觉得清华也解散了,当然还可以照常做,很好啊,为什么不能接受?可是沈从文就是不能接受。从一代人共同的命运变成只有我一个人来承担这个命运,这个刺激太大了。

1949328日上午,沈从文在家里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所幸被家人发现,后送入精神病院。

有这个极端的行为也非常的好,就是我一个人走到绝望的最底部了,那么如果我还没有死,又活过来,那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再把我推向死亡了。所以这个自杀是一个新生的起点。以后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承受。张新颖如是解读。

悲剧之后,沈从文的状态转为了静谧和自省。重获新生的沈从文甚至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写信,劝他北上。貌似悖离本心,细想却可知,他何尝不是借着说服侄子来说服自己;而从此转型的后半生,他开始了再不做就来不及的新研究。

早年的生命密码

病情好转后,沈从文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转攻古代工艺美术史。对于放弃写作,他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说工美史的研究,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对即将开始的新事业,他充满了自信。

这份自信和热忱当中,埋藏着早年生活中的点滴密码

在湘西部队当兵时,沈从文一个月大概领3块钱的补贴,但有谁能够想象,在这个小兵的包袱里,有一份厚重的产业:一本值6块钱的《云麾碑》,5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

张新颖介绍,在《从文自传》里面,曾特别写到他20岁的时候,在湘西王陈渠珍身边为其保管书画、青铜器、古书,所以他闲着没事的时候要给陈晒书,清点文物,他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烈的感情。

从湘西来到北平,青年沈从文方向未定,历史、文物、美术等书籍却是他的阅读之重。抗战时寓居云南,他也对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情有独钟。

汪曾祺回忆: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

张新颖用大量事实和实例证明,倾心杂文物研究,是沈从文自主而非被动的选择。在《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这篇文章里,沈从文便透露了这个选择漫长的潜伏历程:

我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生命其实是很奇妙的,他自己也不知道留了那么大的一个密码,到他后半生的时候,这个线索就非常清楚了。张新颖说。

无人理解的杂物匠

面对着艰苦的条件和动荡的环境,沈从文总算是找到了重新支撑起生命的东西。他在1949年后期给张兆和的信里说:我温习到16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1951年的信里,他还写道:我爱这个国家,要努力把工作和历史发展好好结合起来。

但他的周围,却不见得那么爱他。

时任文物局长王冶秋由郭沫若一手提拔,他觉得沈从文转行是文人避风,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

在历史博物馆,沈从文拿不到必须的办公材料,甚至都没有一个办公室,他只好在午门城楼一条走廊的小角落放了一张办公桌。结果,他就这样在午门楼上和两廊之间转了10年。

他的两个儿子看不出他弄古董有什么意思,曾和他长夜争执。三人各自劝说无果,一齐抹泪。

沈从文还当过解说员,汪曾祺、萧乾等人都以此而为他不平;张新颖则认为,就当时情形看,那倒可能是他在博物馆上班时最为放松、活跃、有意义的时候。

58岁生日这天,沈从文在故宫陪美术学生们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十分疲累,回家后独自一人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觉得欢乐而清静。他给大哥写信说: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个向前有益,也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都无妨。

30年前写短篇小说近似,他又充当了打前站的角色,例如绸缎研究,此前无人留意,近于空白点。助手王亚蓉回忆,考古文物就数丝绸最麻烦。附着尸身,污染最重,又是文物中最脆弱娇贵的,是份费力不见好的工作。

他最关心的是扇子、马鞍、镜子、衣物、酒杯茶杯等等无限庞杂的日常用品,而这样的东西在传统的文物界是不被当作文物的,过去是不能卖的

张新颖由此前溯到1902年,梁启超那时就说过,中国没有历史。看看二十四史,记载的就是为了改朝换代打来打去的历史,所以他说这个不是历史啊,真的历史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物产、劳动、创造,这样一个思想跟沈从文后来的思想是相通的。

沈从文所做的杂文物研究,其实与博物馆系统最为相应;可悲的是,这个系统却并不识货知人。除了王冶秋,管业务的韩副馆长也曾说:终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

这些领导认为,研究工作就是在书桌前待着。沈从文却从一己的经验提出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这和1920年代王国维提出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异曲同工,但在几十年后的中国,却是冒进而边缘的。

1953年,历史博物馆曾在午门两廊布置了一个内部反浪费展览,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譬如沈从文从苏州花30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兵事学著作,还有花4块钱买来的宋代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等字样,主办者皆以为是浪费

他们用意在使我这文物外行丢脸,却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开心。沈从文不以为,却乐在其中,兴奋地带着各地来的同行参观。那些历博领导看不上的素纸或是花布,在他心里都不仅仅只是实物本身,还有更多艺术品和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就像他早年从小银匠锤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从中发现工作成果以外劳动的细微情绪一样。

张新颖说,这件事除了表明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现实处境和政治地位,还显示出,从文物的观念上来说,沈从文的杂货铺和物质文化史研究,确实不被认同。

但沈从文却依然坚持故我。他在1968年所作的检查《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中坦承: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的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而是要解决一系列的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

整个后半生,手头永远有活儿的沈从文都将自己置于一种极度的急迫感中。1974年,他在东堂子逼仄的陋室不断接待来自各地的来访者,妻子张兆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去屋檐下搭的简易厨房中躲避。因为担心沈从文可能会招惹祸害,身体会垮下来,两人闹起了矛盾。

沈从文说张兆和计较的是小处,他以为,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是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好不容易得到的那么好的机会,这才是大处

《无从驯服的斑马》是沈从文写于1983年春的一篇未完成的作品。他在文中这样总结:就我性格的必然,应付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只是因此,真像奇迹一样,还是仍然活下来了。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

当我们怀念沈从文时,多会偏重其温厚、平易、隐忍,而容易忽略其性情中强韧乃至极端的板质一面。张新颖认为重要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在一个变动的时代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安身立命……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他的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

二王的忘年交

虽然得不到单位、同行,甚至家人的全然理解,沈从文却在后辈同道身上得到了莫大(博客,微博)的慰藉。

1953年,朝鲜停战,志愿军军人王第一次到北京,有一天一个人去看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他记得很清楚:

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五十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那是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我一直没有问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来越不好问。到分手的时候就非问不可啊。我说:这么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我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吃一大惊。

一个解说员和一个参观者的相遇,在张新颖眼中,实在是一个太过朴实、温暖、美好的故事。不仅如此,王在沈从文的参谋下选择工作单位,进了中科院考古所;对沈从文而言,他后来的研究工作也有了重要的臂膀。据说沈从文临去世几年,王去看老先生,从来不敢进屋,就站在门外看着。因为沈从文一见了他就会哭

王亚蓉最早是学绘画出身,经王介绍也到了考古所。沈从文原想把她调到自己身边工作,在征得历博默许后,王亚蓉想尽办法得到了原单位的调动批准,不料历博领导不让她与沈一起工作,而让她到馆里摹古画。王亚蓉不愿让老人寒心,选择了拒绝。因为原单位已停薪留职,历博又不肯接收,王亚蓉有半年时间只能依靠沈先生每月个人资助的20元解决生活问题。

半路出家的二王白天在考古所工作,下班后准时到达沈从文东堂子胡同的小屋,仿佛从事第二职业。沈从文去世后,他的服饰研究事业也由他们来承传。沈从文做的很多笔记字迹难以辨认,如果没有王,《沈从文全集》中的文物部分不知如何才能面世。张新颖深为感慨。很奇妙,跟同辈不能讲的东西,跟下一辈可以。所以他们才是最理解沈从文的人啊!

这种关系,就好似鲁迅之于萧军、萧红,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跨代之交的色彩。而这一抹色彩,成了沈从文后半生极为难得的亮色。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7年的曲折

他在30岁的时候追溯自己的过去,写下《从文自传》,满以为可为后半生准备好一个自己,却不料走向了从未想过的道路。然而他却让这条生命之河在急转之后流出了别样的宏阔。张新颖说。

这宏阔中,寄托了沈从文最多心血的,便是命运多舛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原本是他在60年代初一人苦干的,毫无扶持。由于周恩来的关心,提出给沈从文调8个助手,此事才出现转机。

这本服饰文化的开山之作,对三四千年间各个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原计划编写10部,由1964年初夏开始,前后不到8个月时间,本书主图二百幅,附图约百种,及说明文字二十余万,样稿就已基本完成。

然而因为毛泽东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批评意见,已经完成打样、只等着印刷的服装史,突然中断了出版。

张新颖指出,对于沈从文来说,讽刺还更深一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主要指的是历史题材的戏剧,历史博物馆的造反派创造发明地把《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也当成这种危害的毒草,哪里能懂得,沈从文苦心研究的物质文化史及物质文化中的服饰一脉,要讲的恰恰是普通人民创造的物质、文化和历史。

对时势心知肚明的沈从文早已知道结果,但就是不甘心。到年底,稿子还在赶改,只是他早把出版理想放弃,只担心将来出乱子

乱子果然如预感中降临。文革中他一个做学问的成了浮沫沉滓,书稿自然也难逃被抄走的厄运。下放湖北期间,在手边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他纯靠记忆,把图稿中遗漏或多余处一一重记。沈先生的脑子就跟那计算机似的。我们都不行。两位助手回忆。

百般无奈中,沈从文以卑微而愤懑的口气向上级提出,只要让他回到那个二丈见方原住处,把约六七十万字材料亲手重抄出来,配上应有的图像,上交国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然而他得到的只是冰冷的答复:目前博物馆还是主要在搞运动,至于他视如命根的资料还没有经过批判。革委会劝他要正确对待

历经病痛和各种坎坷,拖延了约17年,这本更名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著作直到1981年才付梓出版。因耗得太久,沈从文已经心力交瘁,意兴全无。

黄裳评价此书,完整的、严密的体系的形成也许还是将来的事。但现已露出地表的林立的桩脚都是结实的,多数是经得起考验的,而且也已初步显示出宏伟建筑的规模。而在黄永玉和孙郁的眼中,该书本身即是部很美的文学作品

据说沈从文自己说过,后人再想搞,已经没有机会没有条件了。”50年代全国文物到北京巡展,他有机会亲眼见识,经手收购,而后人想研究也无从研究了。再搞的人只能以他的为根基,还未必有他治学的态度。

在无比艰难的日子里,除了这部长篇专著,沈从文还写了《中国绸缎史》、《山水画史》、《陶瓷加工艺术史》、《扇子和灯的应用史》、《金石加工史》等著作。

最打动立传者的,是传主生命的强韧。张新颖感叹:当我们说绝境的时候,总会以为是很大的关口。但更折磨人的,是每天面临的日常生活的那些困窘和不堪。比如他在历史博物馆,上那么多年班,连个办公室和桌子都没有!在大的政治的不堪境遇之外,能面对每一天这样不顺心的琐事,就很不容易。沈从文不是完人,但他了不起,一边发牢骚,一边还干实事。

文学心:从未泯灭,屡遭磨折

1949年之后的沈从文全力投入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的世界,但他内心里的文学初心,从不曾消失。

50年代初在革大,一位朴实、寂寞的炊事员,让他产生了恢复用笔的冲动,他尝试写小说《老同志》。七易其稿,仍以失败告终。

195110月,沈从文曾随北京土改团前往川西参加了4个多月的土地改革。他在内江连亘的丘陵四野散步,褐土和甘蔗林相间相映,极静中听闻竹雀啾鸣,一切温和静美如童话景象,他那颗创造的心似乎又要回来了。

1955年,他还写过中篇《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张新颖说,(后半生)相对放松的状态也只此一例。那时沈从文还向王冶秋表达过,如钻进去还是可以写的。

但世事难料,几桩变故让他这份好不容易激发起来的积极性又几乎退到原点。

一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在这本具有奠基性质的文学史论中,王瑶直指沈从文以湘西为背景的作品奇异哀艳而毫无社会意义;批评他写小市民不缺乏多量的恋爱故事;写底层人物,都是只有一个轮廓。总之,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象构造故事,虽然产量极多,而空虚浮泛之病是难免的。

另一桩,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将沈从文一切著作的纸型完全销毁。在大陆的文学史著作中,沈从文”3个字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台湾也查禁了他的作品。

这两件事对沈从文伤害极大,也就不难理解,当胡乔木表示愿为其重返文学创作岗位作出安排,他却间接拒绝。

然而他内心始终盘旋着一个放不下的计划: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1936年被国民党杀害,沈从文一直想以他为原型写一部传记式作品。1960年一开始,他希望能请一年创作假,完成这部长篇小说。

好事多磨,他不光饱受高血压和各种会议活动的困扰,心理上也不免顾忌:怕错误似乎是共通心理,这也是好些作家都不再写小说的原因。而且,固执的沈从文也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但他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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