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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黄彰健先生

2014-06-18 08:06:08 来源:南方周末 浏览:57
内容提要:黄彰健先生发现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在议复戊戌年康有为改革建议的奏折中,康氏根本没有提出“开国会”,“设议院”的改革建议,于是他得出结论:《戊戌奏稿》是康有为十多年后精心伪造出来的史料。

 

黄彰健先生。 (何籽/图)

 

黄彰健先生发现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在议复戊戌年康有为改革建议的奏折中,康氏根本没有提出开国会设议院的改革建议,于是他得出结论:《戊戌奏稿》是康有为十多年后精心伪造出来的史料。

黄彰健先生去世已经四年多了,我总觉得应该写一些文字,来纪念这位在海峡两岸有着很高知名度的历史学家。我是黄先生的晚辈与同行,都对戊戌变法史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学生、同行写的纪念黄先生的文章中,也时常提到我的名字。因此,如果不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仿佛有些对不起九泉之下的黄先生。

一本书认识了一位好老师

我是文革结束后,才改行学晚清史的。在戴逸与林敦奎二位先生指导下,我选择了戊戌变法与光绪帝作为研究方向。戊戌变法一直是晚清史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成果累累,名家辈出。社科院的胡绳、刘大年,上海历史所的汤志钧等,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均有宏篇巨制问世。我作为这方面的新手,时常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后来,在戴逸先生的指导下,我选择了蹲档案馆这条路。每天早饭后,便从西郊人民大学踏上自行车,直奔西华门而去。那时,北京的空气清新,蓝天白云,骑车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常与我同行的清史所访问学者、耶鲁大学汤若杰博士,在一起骑车经过北池子、筒子河一带时对我说:这里的清水、绿树,还有新鲜空气,都和我加州的家乡几乎一样。

冬去春来,经过几年的奔波,我逐渐开始有一些登堂入室的感觉。于是,开始撰写论文。在撰写过程中,我经常把抄录的原始档案,与一些有名的近代史专著与教材相对照,发现二者之间常有异同。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我在写《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时,发现国内的近代史专著与教科书,无论是中华书局的版本,还是人民出版社的类似著作,对戊戌政变过程的描述,均谓:

八月初三日,军机章京谭嗣同夜访住在法华寺的袁世凯,劝他率队勤王。等到八月初五日光绪召见袁世凯,袁也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忠心。但当他晚上赶回天津时,却直奔荣禄的总督衙门告密。荣禄大惊失色,连夜专车进京,飞奔颐和园面告慈禧,反动政变发作八月初六日凌晨,慈禧携带大批随从,自颐和园赶回皇宫,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垂帘听政’”(中国近代史编写小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77版,第324325页。)

这样的描述,情节紧凑,环环相扣,似乎很是合乎情理。可是,我在一史馆所看到的清档与此全然不同。据专门记述皇帝起居与言动之《光绪朝起居注册》称:

八月初三日,上诣乐寿堂(慈禧在颐和园之驻地)慈禧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乐寿堂,侍晚膳毕,驾还养心殿(紫禁城光绪帝住处)。

八月初四日,卯刻,上诣瀛秀园门,跪接慈禧皇太后还仪銮殿(位于中南海)。诣仪銮殿皇太后前请安,驾还养心殿。

八月初五日,上诣仪銮殿慈禧皇太后前请安。辰刻,升勤政殿宝座觐见各国使臣。上温语慰问毕,驾还养心殿。

八月初六日,卯初二刻,上诣中和殿阅视祝板毕,诣仪銮殿慈禧皇太后前请安。驾还涵元殿(地处中南海瀛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起居注册》,内阁档册359号。)

档案记述很清楚,慈禧早在八月初四日,已经返回紫禁城。显然,坊间流传的著作、教材,甚至于电影等文艺作品记述戊戌政变情节,统统不真实。

由此,我逐步认识到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流行政治挂帅以论带史,对于历史本来的面貌,具体细节,很少有人探究。于是,我愈加觉得档案馆才是研究清史的风水宝地。

恰在此时,我听说台湾学者黄彰健有本《戊戌变法史研究》,于是我很快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找到此书。后来,戴逸老师则利用在京都大学讲学的机会,又专门为清史所带回一册。仔细阅读黄著,我有一种如沐春风、茅塞顿开的感觉。觉得黄先生不愧是史学大家,他做学问的特点是不人云亦云,擅长独立思考。经过反复琢磨,我还把黄先生考证史实的方法,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点:

一、把要考察的历史事件细节,按照时日先后排列,将一天内几种不同的记载,互相比较,反复权衡,然后去伪存真。

二、注意鉴别史料,不轻易相信年谱、自传之类的史料,即使要使用此类史料,也要剔除水分。

三、仔细咀嚼关键史料,尤其是重要的档案史料。

在鉴别史料、订正史实方面,黄先生真是为我们作出了表率。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对《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的解读与利用。这部由国内档案专家编辑的史料书,出版二十年了,黄彰健先生成了海内读懂此书的第一人。他把《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收录的重要档案,逐条按日期排列,发现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在议复戊戌年康有为改革建议的奏折中,康氏根本没有提出开国会设议院的改革建议,而是代之以开制度局懋勤殿之类的政治主张。于是他得出结论:《戊戌奏稿》是康有为十多年后精心伪造出来的史料。

同时,我也发现,黄先生因为无法看到一史馆的档案和国内大量未刊史料,故有些推论是错误的。这也使我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除了西华门里的档案馆和故宫图书馆外,位于北海岸边风光旖旎的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报库,还有社科院近代史所资料室等处,都成了我发掘宝藏的处所。

邝兆江教授牵线搭桥

我同黄先生直接交往,开始于1985年。那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纪念50周年馆庆,海内外的学者团聚一堂,共同讨论清朝历史上重要事件与人物。香港中文大学的著名学者邝兆江(LukeS.K.Kwong),也来京城开会。他是黄彰健的学术忘年交,彼此交往密切,学术观点比较相近。在京期间,邝兆江先生与我谈了许多海峡两岸有关戊戌变法史料与研究现状,特别是他同黄先生的交往。会后不久,邝先生即将我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做研究的情况向黄先生做了介绍。从此,我便开始了与黄先生的书信往还。我在档案馆找到的《上清帝第三书》以及拙著《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与《戊戌维新新探》,也通过邝先生转呈给黄先生。

黄先生见后,高兴地复函给我。我记得信中有一句话说:成功不必自我。在黄先生面前,我只能算是初生牛犊。因此,我把这话视作前辈对后学的嘉奖与勉励,心中很是高兴。1988年秋,我应巴斯蒂教授邀请,前往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授课;次年初春,又转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从事合作研究,从此就中断了同黄先生的交往。直到许多年之后,我才在一堆旧书籍中发现了黄先生于19895月写给我的一封信。信是寄到我在人民大学林园7楼宿舍的。我不知道是其中出现了什么阴差阳错,以至于我在多年之后,才见到此信的最后一部分。黄先生信中说:

兄于《历史研究》所发表之剑桥中国晚清史书评彼现已见到,亦未可知也。戎笙先生所写尊著书评,弟在美、日两国之友人,均曾剪报寄示。戎笙先生似仅只称赞弟辨康《戊戌奏稿》之伪,而于前弟所论康双轨政策,则未置一词。弟上写三文,均于清光绪朝康党政策有进一步之说明。

弟已退休,已决定参加旅行团赴大陆探亲。将于512日离台湾,经香港、广州、桂林,于16日飞抵北京。19日离北京,经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广州,然后至长沙及故乡浏阳。因内子同行,需至长沙探亲,故不克在北京久留。抵北京将下榻“友谊”Hotel,亟思与兄一见。弟从未至北京,人地生疏,甚盼届时兄能屈驾至友谊宾馆一见。

黄先生书信中提到的晚清史书评,系指《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发表的拙作《档案利用与晚清史研究——评剑桥中国晚清史》;而戎笙书评,则系指当时社科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主任王戎笙于《光明日报》198921日发表的《戊戌变法史研究的新突破——评孔祥吉同志的两本新书》。这两篇文章均充分肯定了黄先生考证《戊戌奏稿》的卓越贡献。由于我没有及时看到黄先生此信,此后与黄先生的联系一度中断,直到十多年后,我们俩才在北京聚首。

难忘的1998

1998年是戊戌变法的一百周年,有不少纪念活动。我同黄先生均被邀请参加由中国史学会及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戊戌变法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在开幕式上首次见到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的黄先生,当时心中非常激动,真是有些相见恨晚。会议召开的第三天天傍晚,大会安排我们一起参观于虎坊桥附近的湖广会馆,这里是清末文人学士讨论国政、商讨奏章的流连忘返之地。在那个宽敞的院落里,我仿佛听到康有为声泪俱下、激动人心的演说。最令人难忘的是大会期间,我们一起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当走进乾清宫旁边的养心殿时,我看到黄先生神情稍稍有些激动。我顺口说:黄先生,你所考证的光绪帝赐杨锐密诏一事就发生在此地,也不知当时光绪皇帝,还对杨锐说了些什么?黄先生没有作任何回答,只是叹息、摇头。

第二天在小组会讨论戊戌政变具体细节时,我对黄先生提出的曾廉上书导致康梁武装夺权的说法提出质疑。因为康有为筹措政变的重要举措,是代替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草拟的请召见袁世凯折。徐氏此折于七月二十六日递上;而曾廉弹劾康梁的条陈,则是二十七日始由都察院代为呈递,因此,二者之间不可能有因果关系。为此,我们在会上各自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争论得面红耳赤。

离开北京前的两件小事

在同黄先生交往过程中,有两件令我难以忘却的小事。

头一件发生在北京大学会议结束前的晚上。那天中午,讨论会结束后,黄先生说:有空来我的住处聊聊。于是晚餐后,我便来到黄先生在达园宾馆的住处,感觉他的情绪有些不高,但不知究竟因为什么。在告别之际,黄先生从他的行李箱中,取出了一本《戊戌变法史研究》,这是他在28年前出版的重要著作,封面还有一片水渍的痕迹,显得有些陈旧。黄先生很工整地在扉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还写了一些客气话。在将书递给我的同时,他又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本二十多年前出版的书,自己存的很少。这次来北京开会,专门找了两本。除了送给你一册外,另外一本因为没有合适的学人可送,只好再带回台北去了。听了黄先生的这番话后,我是既高兴,又有些纳闷。高兴的是自己能得到黄先生名著的签名本;纳闷的是,参加此次会议的海内外名家甚众,何人不可送,干嘛非把另外一本再带回台北?

另一件事是研讨会结束后,承办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同仁,还出版了一本由王晓秋教授主编的《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变法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拿到这本长达868页厚厚的论文集后,我发现书中居然没有收录黄先生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戊戌变法与素王改制》。黄先生是研究戊戌变法史海内外公认的专家,怎么能不收他的作品。于是,我私下向参与此书编辑的熟人打听,才知道其中原委:论文集编委会因黄先生提交的论文文字太长,因此征求他的意见,可否将论文精简,删去部分内容。没想到黄先生回答十分简单:要么原文刊出,要么不必登载。于是,就出现了戊戌变法百年纪念会出的论文集,却没有收黄先生文章的憾事。

这两件小事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的确反映了黄先生的倔强个性,对此,我也是深有领略的。

相会在台北

199811-12月间,我有机会再次赴台从事晚清史研究,开始时住在台湾政治大学,后来为了方便看书,又转到中研院的学术活动中心,因此与黄先生见面的次数也多了。黄先生生活很有规律,只要不外出或开会,几乎每天都会很早从家里步行至史语所的办公室。我在大院里散步时,偶尔会遇见黄先生。受先生之邀,数次到黄先生办公室造访。中研院所藏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档案,都曾经是我向黄先生请教的问题。尤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稿本《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因为黄先生已有研究成果发表,因此,此书成了我请教的重点。

在黄先生的指点下,我在故宫博物院找到黄先生所推荐的熟人,很顺利地找见此书,并且抄录、复印了不少。对于其中有关康有为上书的事,与先生有些不同看法。譬如,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黄先生认为该书与《上清帝第六书》一样,曾向光绪皇帝进呈。而我则认为,康氏第五书与第六书的不少内容雷同。倘若第五书已经呈递了,那么,第六书就不会再重复以前的内容。因此,我认为《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有关第五书曾进呈光绪皇帝的提法,并不足采信。该书虽然后来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档案馆,但是,此书并非原始档案,而是后来编纂的。因此,收入该书的奏折,如康氏第五书,并非采自清宫档案,而是采自坊间已经出版的书刊。

在台湾期间,由林满红教授安排,我在近代史所曾作了一次日本与戊戌前后的中国社会变革的学术报告。王尔敏等前辈学者以及正在中研院访问的东京大学吉泽诚一郎博士等青年学者都来参加,可谓老少咸集。会上,黄先生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意见。

是年12月下旬,我在离开台湾之前,向黄先生告别。当时台北市正在选举市长,这是台湾地方选举中的重头戏,蓝绿两派争论非常激烈,有时夜里也争辩得热火朝天,争辩声、欢呼声不绝于耳。不同意见,争论激烈。听说在有的家庭里,夫妻、父子之间,因为政见不同而起争执,甚至反目。我顺便问黄先生对选举有何看法,他颇有些动容地说了一句:对那些数典忘祖的政客,我是永远不会把票投给他们的。我深信,此话很能反映黄先生的心声。

作者:孔祥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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