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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我是中国争论最多的导演

2014-04-23 08:42:44 来源:南方周末 浏览:30
内容提要:现在的事实是,导演锻炼是不可以的,大家会很愤怒,认为这是对观众的一个危害等等,像这样的批评已经不是在谈电影了。

●现在的事实是,导演锻炼是不可以的,大家会很愤怒,认为这是对观众的一个危害等等,像这样的批评已经不是在谈电影了。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有时候也挺高,这个说,那个说,说得很多很多,惊动了上层,所以才做了一个决定,全球招标奥运总导演。

●我的作品不敢拿艺术定高低,但是为我的作品写的字、说的话,我估计是第一的。

——张艺谋说

现在还有人说贩卖中国的落后和愚昧吗

我自己这样想,这十几年围绕我的争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和我的电影成为不同争论的焦点,这很正常。这似乎成为我创作的一个衍生品,每拍一部电影都会有很多人说,原则上我是不会做回应的。

这是我历史上说得最多的一次,关于电影的争论部分,关于电影产业,关于艺术片。因为发行公司的要求,以全面开放的姿态让我参加推广宣传活动,从一个导演的职业道德来讲全面配合,什么节目都上,以劳模的姿态参加。

但我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次所受的罪最多,尤其一些媒体的题目就是“张艺谋是骂不倒的”,这样会带来更多的谩骂。它们要做文章,从我很多话里抓一句话出来做很醒目的标题。这实际上已经打破我的原则了,好像我在积极地参与应战和论战,这不是我个人的作风。

我是从来不去参与论战、对打、对骂的,这让我这么多年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也因为这颗平常心,我才敢拍“三枪”这个贺岁片,敢把姿态放得这么低,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然后又引发了大跌眼镜之后的讨论。

我不是辜负大家的期望,换句话说,我拍另外一种片子一样会被大家讨论,想说的人都是要说话的,这就是多元化的社会,跟十几年前真的不一样。再加上网络,真是热闹,人人发表意见,我有时候把它叫垃圾箱,什么都往里面扔。

以《红高粱》为例,那时候最尖锐的讨论就是我“贩卖中国的落后与愚昧给外国人看”,这样说了我十几年。为那一句话,我委屈地说了有30遍,在各种场合反复说,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那个时候也年轻,血气方刚,就觉得人家是冤枉我,这是不对的。我愤愤不平是因为我看到外国人不是这样说的。你们谁走到2000个外国人跟前,拿着话筒跟他对话,他们一个一个起来发言谈的都是对你这个电影的感受,我参加电影节这个活动做了很多次,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各个国家我没有听到一个人这么说,怎么回来都是咱们自己这样说?我说你们是替人家在瞎操心。

我记得那时候我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20年我们还讨论这个问题吗?”现在的确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对吧?到今天它就是个滞后的话题。

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全世界都知道了,不需要通过一个电影去反映了。加入WTO之后,国家要跟国际社会大家庭接轨,我们社会越来越透明,还存在着靠张艺谋的一个电影把某些阴暗揭露出来吗?

所以不是因为我说了十几遍二十遍它就改正了,今天不是说给张艺谋平反了,不是说我们错怪张艺谋了,而是我们这个文化,我们这些普通人学会了用正常的创作角度来看问题了。到了2000年以后谁会再说《红高粱》贩卖中国的落后愚昧?

拉倒吧,这么透明的社会,中国有什么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包括我们的地震灾害,我们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开放。还是这个道理,我认为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和谈论这个电影的这些事情,会随着人的发展变化都会改变。

这样的讨论你再过10年来看,大家还津津乐道不?对任何一个电影或者导演,不管你说他是一个傻蛋,还是说他伟大,10年之后再来看,大家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正常的创作。对于创作来说有它的艺术规律,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任何附加的东西,这才是创作。

 

 

对《英雄》的批评集中在“为暴君和集权辩护”,甚至认为影片展示的是“法西斯美学”,评论家王彬彬不能认同《英雄》将代表集权和残暴的秦始皇,描写成了忍辱负重的英雄。 图/新画面

 

 

1988年《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时,官方专门为张艺谋举行了庆功宴,表彰他“为国争光”

 

我这一次的姿态是放得很低的

回到今天“三枪”的讨论,它在我身上也存在着奥运后时代的某种时代烙印,就是对人创作的一种要求,跟那个时候一样。

现在很多关于“三枪”的讨论,其实都不是电影本身,它引发争论的原因其实是知识分子站在一个高度上谈,附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普通人站在另外一个高度谈,每个人又有不同的喜好,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谈“三枪”,我觉得都是电影创作外的东西。

你还记得2000年雅典奥运会“中国8分钟”吗?回来以后一片骂声,多少人都说千万不要交给张艺谋,张艺谋会把咱们的形象弄完蛋的,千万不要交给他,多少的知识分子斩钉截铁地说出这样的话。但是,凡是我所能够查得到的评论,凡是我所认识的所有外国人的评论,都不是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都是很好的评价,都说看到了开放的中国。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有时候也挺高,这个说,那个说,说得很多很多,惊动了上层,所以才做了一个决定,全球招标奥运总导演。后来全球竞标,我就参加竞标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还是不敢说中国知识分子怎么想的,人家外国人看开幕式就是看一个文艺表演。坦率地说,除非这个中国很封闭,什么信息都没有,就通过文艺表演看中国,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关于“三枪”的许多讨论我也注意到了,我不认为是就电影来讨论的。我开始就说要拍一个贺岁片,让大家高兴高兴。我在电影院里也看到,南北的观众在影院笑了不下30次。

很多观众都跟我这么说:“张导演,其实这是个文艺片,不是商业片。”上海一个观众跟我说:“你把前面三分之一拿掉,后面基本上就像是一个文艺片。”观众是看得很懂的。但这个问题在“首都艺文界”那个圈子里是一个说不清的事情。

我说很多人不懂电影,为什么?电影一定要分类型来谈的,这一个话题可以把许多人说的外行话分出来了。全世界都这样,电影就是艺术类和商业类。

在参加艺术电影节的时候,我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放《我的父亲母亲》,电影音乐响了一点,评委们都不喜欢,他们说这样有一点煽情了,有一点偏商业性。当时巩俐是主席,评完奖之后她私下跟我说:“导演,你的音乐要是没有那么响会好一些,就是音乐有一点好莱坞的样子,不然有可能拿金奖的。”

我们中国是不分电影类型的,要求所有的演员、所有的作品承担全面性的适应。确实,我这一次的姿态是放得很低的去拍一个所谓的搞笑电影,因为我没有拍过这一类电影,老百姓喜欢看,而且也是一个贺岁片,这对一个导演来说是一个自我锻炼。这个作品我能拍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有数。但是,现在的事实是,导演锻炼是不可以的,大家会很愤怒,认为这是对观众的一个危害等等,像这样的批评已经不是在谈电影了。

我已经五十而知天命了,还说什么呢?我稍微有一点脆弱、稍微有一点委屈,这些人都把我打趴下了,找不到北了,我就不拍电影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慢慢进步,我希望中国最后会有很好的影评界,我觉得电影产业没有影评人这个阶层是特别不对的。今天好就好在有网络,有大家的很多发言,不再像原来集中在某些媒体的话语权当中,所以今天你看到每个人可以自由的发言,畅所欲言所带来的那种激烈的对抗性,都是很有趣的。

我觉得这个现象可能在我身上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也许最后到我老了,拍不动了,我一回头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是在中国争议最多的一个导演,我的作品不敢拿艺术定高低,但是为我的作品而写的字、说的话,我估计是第一的。

说张艺谋

◎我喜欢的幽默都是笑话权势和上层社会的人的。“三枪”只有最表面、最粗糙的对社会底层的取笑,忘记他们的痛苦和社会地位,这多少有点愚民的感觉。

——洪晃(杂志出版人)

◎的确有一些评论,因为张艺谋是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在他身上赋予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正规的评论方向。电影评论,应该只针对电影本身发表看法。

——卫西谛(影评人)

◎张艺谋对电影资源的垄断、产品的低劣化,必然会引起有良知民众的“愤恨”。有些批评过于暴力,但这暴力恰恰根植于张艺谋电影本身,他成了他自己作品的受害者。

——朱大可(文化学者、批评家)

◎和当年的《红高粱》有些类似,印度有许多观众对《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表示反感,你这不是糟蹋我们吗?但它一旦获了奥斯卡奖以后,大家就都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尽管你揭露出阴暗面,但这种力量很大,足以让这个世界以更加关注的眼光投向印度,它超过了你对我的侮辱。
——王志敏(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受访:张艺谋 采访: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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