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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杜拉斯:不可模仿的人生与文学

2014-04-09 08:49:20 来源:北京青年报 浏览:63
内容提要:4月4日,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百年诞辰。
在巴黎,法国人对这位嗜爱的女人的纪念传统而温情。

文学的杜拉斯:不可模仿的人生与文学

杜拉斯资料图(图片来自网络)

 

44日,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百年诞辰。

在巴黎,法国人对这位嗜爱的女人的纪念传统而温情。除了再版她的作品和新版几部传记之外,四部她写的或是关于她的戏在不同的剧院上演。在法国各地的图书馆里,杜拉斯作品朗读会也相继举行,人们相聚在一起朗读她的生活、痛苦、渴望和沉默。

作为作家,杜拉斯闪耀文坛;作为电影作者,她用具象的画面包容荒诞,透过柔软迂回的光影触碰坚硬的现实世界,从而形成不可复制的“杜拉斯电影”,与阿伦·雷乃等等一同跻身“左岸派”代表的行列。

穿越一个世纪的岁月尘埃回望——16岁的杜拉斯站在湄公河的轮渡上,遇见了她的中国情人……“我已经老了”,这句经典对白依然犹如群山中的回声在耳际来回摆荡。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70岁的时候写下的文字,她在《情人》中写下了16岁那年的记忆。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具有惊世骇俗的叛逆性格。她于1914年出生于印度支那嘉定市(即后来的越南西贡,今天的胡志明市),父亲在她7岁那年去世,母亲是当地的小学老师,有两个哥哥。后来住过金边、永隆、沙沥。16岁那年,她认识了一个中国情人,在异域的风情里,一切的浪漫都成了五十年后最美好的回忆。直到18岁那年她离开越南,回到法国求学、工作。

1943年,杜拉斯写成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之后,写作便成为她视作生命的事情,就像她说的,“我除了作家,什么都不是”。从1950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开始,18年来她在越南那段独特的童年生活经历,源源不断地成为她小说的主题。也就是从这一部小说开始,杜拉斯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一批像雅克·拉康、英里斯·布朗肖、乔治·巴塔耶、朱丽姬·克里斯蒂娃等法国批评大家都曾公开撰文,评论杜拉斯小说所具有的独特性。

1984年小说《情人》的发表,获得了当年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法国为之轰动。在杜拉斯长达半世纪的创作过程中,她写下了30多部小说,10多部戏剧作品,指导参与了20多部电影的拍摄完成。

王小波生前对玛格丽特·杜拉斯倍加推崇,在他的散文里曾多次提及杜拉斯,认为杜拉斯是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之一。他在《小说的艺术》中说“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是:卡尔维诺、尤瑟纳尔、君特·格拉斯、莫迪阿诺,还有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我的师承》一文中又说“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在《用一生来学习》一文中说,“我总觉得读过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读过道乾先生的译笔,就算知道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了。”王小波认为,《情人》看似自由的叙事风格,实际上是经过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读时,你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但再带挑剔的眼光重读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从全书第一句‘我已经老了’,给人带来无限的沧桑感开始,到结尾的一句‘爱我一直到死’,带来绝望的悲凉终、感情的变化都在准确的控制之下。叙事没有按时空的顺序展开,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这种逻辑我把它叫作艺术——这种写法本身就是种无与伦比的创造。”是的,《情人》就是这样,中老年对童年的追忆,本身加上了一层岁月的沧桑感、悲怆感,将记忆的碎片用一股悲哀的情绪串联起来,使小说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诗意。

在杜拉斯的众多作品中,不管是早期的《平静的生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塔吉尼亚的小马》等,还是中期的《琴声如诉》、《劳儿之劫》、《广岛之恋》,印度小说系列《副领事》、《爱》、《恒河女子》、《在荒芜的加尔各答她名叫威尼斯》,还是晚期的《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她想象的翅膀一直在她异国的童年生活经历中翱翔,她似乎在时时回忆曾经发生在她身边的一切,然后将这些回忆化为支离破碎的片段散落在她不同的作品当中,闪烁其词,言外有音。杜拉斯用其独特的方式在她的小说中追忆式的叙述童年在东方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是她绝大部分小说的主题。她的小说始终在冷静的文字下面掩藏着魔咒般的激情,在激情中表现爱、孤独、欲望、疯狂和死亡。她对一种诗意的、召唤式的情绪、氛围和场面能做到高超、独到的把握,形成一种独特的意境,内蕴着矛盾、剧烈碰撞的激情,使得她的文字特别富有张力,这是其艺术形式上最大的特色。

杜拉斯总是能将电影艺术引入小说领域,使得她在小说中对时空的独特处理,像一架摄影机,任意交错、并置多个镜头般的画面和场景,像电影中的场面调度,而这种任意是通过情绪来串联的,使得其小说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视觉感。通过到位的词汇,把握准确的节奏,简洁的句式和省略的艺术,给读者构建了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镜头般的世界。

杜拉斯作品的语言具有“极简主义”的特色,诗般的语言,咏叹调式的,词语化的,简洁而富有力度的文字,简练而又多变的句法结构,在不经意中触及深刻本质的比喻,这使得她的文字充满浓郁的诗意。杜拉斯特别善于运用重复和魔咒般的对话,日常式的对话,简洁而具潜台词,在这种“潜对话”中表现人物内心活动,能够精确地描写人物的心理和感受。这一切使得杜拉斯的写作风格和文字风格都显得很独特,以至于人们只能用“杜拉斯式”这个词来概括,除此之外再没有更恰当的词语。正如她自己所宣称的:“我就是我,玛格丽特不属于任何人,不想和任何人相提并论。”

集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剧本作家于一身的杜拉斯,在小说领域和电影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于是,玛格丽特·杜拉斯成了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女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剧作家之一。在中国,她一度就像日本的村上春树和中国的张爱玲一样是“时尚的标志”,成为中国小资读者们必读的作家之一,尤其是小资的女文学青年,她们将谈论杜拉斯认为是一种时尚,在任何一个谈论文学的场合,老一代的小资们已经把谈论杜拉斯当作俗套,但依然有一批中国作家喜欢杜拉斯,模仿杜拉斯,她们的写作或隐或显均受到过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影响。作家安妮宝贝就曾说,“如果有人把谈论杜拉斯当作俗套,我依然想独自品味她和讨论她。”

然而,很不幸的是,一大批中国女作家学习杜拉斯的不是她对小说艺术的创新。她们所模仿的只是回到“自身”的写作。她们开始向自身探寻,于是,成为“身体写作”。在中国文学里,这算得上让读者“耳目一新”。这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对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批女作家,如卫慧、棉棉、周洁茹、陈染等,掀起了一股女性写作的狂潮。她们以自陈自诉的方式,把被长期掩蔽在无名混沌状态下的、女性成长中的身体感觉和心理体验鲜明地呈现出来,表现她们那代人的共同经验。当“个人化写作”、“边缘写作”作为新异之物在女性文学中出现之时,许多批评者曾为女性终于形成鲜明的性别意识、终于能够大胆地袒露原本属于禁忌的自我体验而感到惊喜,然而此类写作的起点也便成了它们的终点,狭隘地理解了女性所拥有的独异体验,对女性自我欲望的表述无以避免地趋于单调、扁平。她们所表达的只是单个个体的欲望,其整体精神特征还停留在表达愤怒与叛逆。

可是,这不是真正的杜拉斯,这更不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杜拉斯。虽然,杜拉斯曾说,“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一个妓女。”然而,她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作家”,她把“自己的世界”外化到“大世界”中去,深厚而丰富的社会内容是其故事的底色和背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极大的创新性,使其小说具有极大的张力,让人感到尖锐的力度,而不是绵软无力。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杜拉斯是“不可模仿的”。正如法国的评论家米雷尔·卡勒一格鲁贝尔说的,“承认或者隐而不说,是形成杜拉斯作品风格的魅力之所在:意指的震颤波动”。“意指的震颤波动”,它来源于灵魂的力量,而灵魂附属于一个特定的肉体。杜拉斯用她的一生来写作,用她的生命来写作。就像她说的,“我是作家。其他的都尽可忘掉”。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董继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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