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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清末预备立宪运动

2013-12-10 08:19:27 来源:南方周末 浏览:35
内容提要:综观梁启超与革命党人的论战文章,他的许多预见都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历史上得到了验证,但他为之奋斗的立宪事业还是失败了。因为革命党人要推翻的是早已失去民心的腐败专制的满清政权,这使他们占据了道德高地。

梁启超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综观梁启超与革命党人的论战文章,他的许多预见都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历史上得到了验证,但他为之奋斗的立宪事业还是失败了。因为革命党人要推翻的是早已失去民心的腐败专制的满清政权,这使他们占据了道德高地。而清军残杀奴役汉人的历史,成了满清政权的原罪,鸦片战争后屡战屡败,更令国人愤恨不已,慈禧太后戊戌政变,杀六君子,令维新派寒心,使得清廷诏示的预备立宪成了一场旨在欲使帝阼永存的政治骗局,也使得立宪派维护现行体制并在清廷主导下推行宪政改革的政治动机,难以得到社会底层平民的认同。

康梁分道扬镳

戊戌变法失败后,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和维新派领袖个人境遇发生了巨大变化,维新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产生了分歧。虽然在大体上都属保皇派,但康有为和梁启超已经貌合神离,康在美洲四处募款,经营他的复辟大业,企图推翻慈禧太后的统治,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梁在日本密切关注清廷的政治改革动向,广泛阅读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接受西方现代政治理论和学术思想,奠定了他宪政主义的思想基础。

梁启超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后,积极倡导民权,反对专制政体,一度以激进思想家的姿态发表了许多言辞犀利的反清檄文,并与孙文的革命党有所接触,后因康氏干涉而罢手,转而推动立宪运动,主张在现行体制下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一直奋斗到辛亥革命爆发。

梁启超的思想总随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从传统的变法维新派到激进的自由民主派,从反对专制到君主立宪,从与同盟会论战到速开国会的激进主张,他的情绪一直在预备立宪运动与同盟会武装起义的竞赛面前起伏波动,当立宪运动处于高潮时,他就稳健,当革命处于高潮时,他就激进,他深知,立宪与革命都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但革命党在与立宪派赛跑,时间对立宪派愈来愈不利,一旦清廷被革命党推翻,君主立宪运动便前功尽弃,他的政治理想再无实现的可能。

梁启超美洲之行

自立军失败后,梁启超放弃了武装勤王的斗争,他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从香港到新加坡、槟榔屿,又到印度和澳大利亚,1901年春回到日本。1903220日,梁启超自横滨启程,开始了他期待已久的美洲之行。他先到加拿大温哥华,乘火车去渥太华,应保守党领袖褒尔的邀请,参观了国会和国会图书馆,在此逗留五天。512日,梁启超由蒙特利尔抵达美国纽约,所到之处,受到华人的热烈欢迎。

在美国半年期间,他访问了华盛顿、费城、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十多个城市,在与中国、日本等地比较之后,眼界大开: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至纽约,观止也未。(《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二,新大陆游记节录)与政界、金融界、学界及社会各方面人士广泛交往,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031111日,梁启超回到日本,陆续发表了《敬告我国民》《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等文章。

代出洋大臣起草考察报告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十四日清廷下派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谕,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兵部尚书徐世昌、商部右丞绍英为考察政治大臣,出洋考察东西各国政治。八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出京,在正阳门车站遇炸,载泽、绍英受轻伤,后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新任驻比利时大臣李盛铎为考察政治大臣。

在五大臣出洋考察之前,梁启超频与端方书札往还,代拟有关奏摺报告,他在致徐拂苏书中暗示了与端方的秘密往来:今当以书与彼,得彼许可,乃能定也。又顷欲俟彼出洋者复命后消息如何,乃图之,故得彼复后,亦正不迟也。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謄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摺,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吴天任编著:《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第二册,第61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简称吴著)。

1906年的8月,五大臣在欧美游逛了一大阵子之后,返回国内。这群头脑顽固而又不学无术的封建官僚,连宪政的名词、术语,都搞不清楚,哪里能对宪政讲出所以然。于是只得暗中央请其时还被清王朝明令通缉的宪政专家梁启超,代他们起草了一份宪政考察报告,以五大臣的名义呈送清廷。(孟祥才著:《梁启超传》,第五章第二节,转引自吴著613页)

革命形势逼人,清廷宣布立宪

1905820日,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通过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口号和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明确宣示这是一个为推翻满清为目的的政治团体。同盟会成立后,迅速派遣干部,在国内各省建立分支机构,发行报刊,宣传反清思想,吸收青年学生和新军士兵入会,端方在奏摺中这样描述道:逆贼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愈数万。……近访闻逆党方结一秘密会,遍布支部于各省,到处游说运动,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册子,或用歌谣,或用白话,沿门赠送,不计其数,入会之人,日以百计,踪迹诡秘,防不胜防。其诡计最毒者,则专煽动军营中人,且以其党人投入军队。……奴才闻此,痛愤之余,继以忧虑,窃以为今日中国,大患直在腹心,纵任之则溃决难收,芟夷之则全局糜烂。

1905年起,日俄战争和同盟会成立从两个方面刺激了国人,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革命党要推翻专制的满清建立共和国,清廷惶恐不安,督抚朝臣,驻外使节,皇亲贵族,都有主张变更政体,实行立宪者,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国后,奏请仿行宪政,经过御前会议一番激烈争论,19069月,清廷颁布诏书,宣布预备仿行宪政

立宪派与革命派争夺舆论阵地

清廷宣布立宪后,梁启超实现君主立宪政治理想的努力有了一线希望: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以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如何。

各省成立谘议局指日可待,对立宪派来说,合法参政的大门从此打开,他们因势利导,迅速调整着思想和行动的策略,利用督抚权臣与士绅商学在朝廷和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力,把政治活动的重心转移到了国内,与同盟会争夺舆论阵地。他们一面利用清廷的政治改革举措宣传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一面积极组织地方立宪团体,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为将来参政议政做准备。

1906年,以张謇为首的江苏、浙江等省的士绅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次年,梁启超在东京成立了政闻社

与此同时,同盟会也在国内外到处办报,宣传他们的革命主张,尤其是在海外华侨中发展组织,筹募经费,与康、梁既争夺人心、人才,又争夺金主,严重削弱了立宪派的海外地盘和政治势力,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深表忧虑: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近且举国若狂矣。真腹心之大患,万不能轻视者也。……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8月第1版,P373)梁启超与革命党的论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梁启超与革命党的论战

其实,立宪派与革命党的笔战,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就时有发生。无论是香港还是海外,凡有立宪派活动之地,革命党亦接踵而至;凡有立宪派建立机关之地,革命党亦建立机关;凡有立宪派办报,必有革命党办报;凡有立宪派募款,必有革命党募款……革命党与立宪派如影随形,同盟会成立后,竞争更为激烈,争夺民心的同时,也争夺着海外的筹款资源,海外捐款是两派经费的主要来源,直接影响到他们开展政治活动的规模。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国内未来十年的政治改革前景已经明朗,立宪派与同盟会在思想和组织界限上已经划清,都已确定了各自的政治策略和行动方针,他们之间的斗争集中反映在思想论战上,主要战场是两派的喉舌——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和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自由乎死乎》《俄罗斯革命之影响》等文章。10月,《民报》创刊,先后发表了孙文的《发刊词》、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朱执信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汪东的《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等文,从第一号起便宣布与梁启超宣战,从此,革命党与梁启超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思想论战。

1906年是论战最为激烈的一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了《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暴动与外国干涉》《法国革命史论》《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等文,申明自己的民主思想和支持君主立宪运动的政治态度。

《民报》则发表了胡汉民的《民报之六大主义》、扑满的《发难篇》、汪精卫的《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朱执信的《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革命派的其他报刊也加入了讨伐梁启超的论战,《复报》发表了吴魂的《中国尊君之谬想》、田桐的《满政府之立宪问题》、嗣辑的《新民丛报非种族革命论之驳议》、怀姜的《立宪驳议》。

梁启超的预言

平情而论,这场论战无论在文章数量上还是思想深度上都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但革命党是众将上阵群起攻之,立宪派却只有梁启超单枪匹马轮番应战,不能不佩服他那博学深邃的思想,雄辩精彩的文笔,和他那过人的精力,那一年,他只有34岁。双方的论战文章,我读过多遍,每读一遍,除了佩服,就是感慨,继而叹为观止。

梁启超认为:

一、依中国的国情,只能实行渐进式的改革,只宜实行政治革命,不能实行种族革命,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必致亡国。他在《开明专制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197712月,P165-195,以下简称时论选集)一文中阐述了他对暴力革命的忧虑,担心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得以专制:中国人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文化素养及政治觉悟程度均未及格,尚不具备民主共和的前提条件,如果贸然革命,即便能以武力战胜旧王朝,革命后也必然出现军政府专权的局面,掌握军政实权的人断不肯将权力移交议会,议会民主必然落空,就算议会制度能够建立起来,依国民的文化和政治素养,也不可能像欧美立宪国那样运转自如,在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中,能否实现权力的均衡与制约,政府能否良好运行,议会能否正常议事,法院能否公平执法,都是问题。

二、可以渐行政治革命,不能同时又搞社会革命,梁启超在《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指出,企图以土地国有作为平均地权的手段是荒谬的,私有制度是现代一切文明之源泉,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动机,乃是从人类的利己心生发出来的,如果将国民手中的土地剥夺,就意味着将他们大部分财产所有权剥夺,结果必然使国民勤劳致富的动力减去大半,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动力,从根本上危及民主政体的基础。

三、如果违反以上两原则,则必欲流血革命,即将招来瓜分亡国的惨祸。

四、革命之后群雄并起,历史上早有先例,一省革命军起,他省必起革命军,于是义旗遍地,能保他之革命军,皆服从我军政府,为同一之组织乎?使其手段与我反对,而其势优胜于我,则将若何?革命军之间的混战,即使不至亡国,也将产生内乱,导致新的流血冲突,而当地方政府不服从中央政府、在野党反对执政党时,新一轮革命又将爆发,如是恶性循环,乱无已时。

对梁启超的思想观点,革命党逐一驳斥,他们争辩道:

一、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必须齐头并进;

二、社会革命必须与政治革命同时完成;

三、革命决不会招致瓜分;

四、革命决不至于产生内乱。

革命党的论辩,除第一条立论稍微扎实一些,第二、三、四条很难自圆其说,字里行间,弥漫着暴戾之气和强词狡辩之风,与梁文缜密的逻辑推理和细致的论证成鲜明的对比。

例如革命后军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问题,梁氏认为:人民果最初而能安军政府之政耶?我国民义务观念素未发达,军政府语之曰,汝其忍一时苦痛以易无量幸福,无量幸福在将来,彼未之见,一时苦痛在今日,固已切肤也,若最初不肯受军政府之约法奈何?受之而背之奈何?论者必曰,政府有强制力。强势之程度奈何?薄则狎而不惩,厚则惮而滋怨。于彼时也,军政府所遣之吏,有一焉稍任血气,而所行强制,或出于原约权利义务之范围外者,则约遂破而军政府之信用遂坠。此事势相逼,无论何人,不能谓其必无者也。(《开明专制论》第八章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时论选集P171)梁氏之论颇有先见之明,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制之后,并不能保证就能自动建立起一个民主政府,并不能保证军政府不会变成新的专制政府,如果军政府剥夺和侵犯公民权利,国民必然要起来反抗,这样,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就会循环而起,永无休止。

革命党人占了上风

应该说,革命党人在与立宪派的论战中的确占了上风,因为他们要推翻的是早已失去民心的腐败专制的满清政权,这使他们占据了道德高地。清军入关后残杀汉人并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中奴役和压迫汉族的历史,成了满清政权的原罪,鸦片战争后屡战屡败签订了无数个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更令国人愤恨不已,慈禧太后戊戌政变,杀六君子,通缉康、梁,令维新派寒心,没齿难忘,这一切使得清廷诏示的预备立宪成了一场旨在欲使帝阼永存的政治骗局,也使得立宪派维护现行体制并在清廷主导下推行宪政改革的政治动机难得社会底层平民的认同。

综观梁启超与革命党人的论战文章,他的许多预见都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历史上得到了验证:外蒙古贵族在俄国的唆使下闹自治,最终独立而去;退位的宣统帝在日本的支持下在东北成立满洲国,长达14年,若非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满洲国不知还要存在多少年,抑或像外蒙古那样独立而去?民国建立后,孙文理想的三民主义共和国并未建立起来,新的专制政府代替了满清政府,各省在军政府的控制下犹如独立王国,国会、选举、民主、自由,如梦幻泡影;军阀混战,国民党北伐,国民军各地方派系之间争夺势力范围,国共内战,内乱和战争持续了38年,至今国土分裂……

掩卷常思,梁任公虽然语语中谶,但他为之奋斗的立宪事业还是失败了。在1906年后的预备立宪进程中,清廷在官制、军事、律政、司法、教育、地方自治和筹组谘议局等事项上,每年都有实质的进展,改革的步伐不可谓不快,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立宪派要求的更多,清廷越让步、越妥协,他们越加码、越进逼,清廷一次次缩短筹备立宪期限,从九年缩短到五年,又缩短到三年,都不能使他们满意。因为同盟会在内地和边省连年暴动,成功在即,立宪派不能坐等政权落到革命党手中。

到了1910年,立宪派加紧逼宫,要求速开国会,梁启超也一改稳健作风,加入到了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发起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中,当此时也,立宪派已由渐进改革派转变成了激进改革派,再次走上了戊戌变法时急于求成的老路,他们在控制了各省谘议局之后,与督抚达成了平分权力的默契,并与之联手开始了夺取国会控制权继而入阁执政的新一轮奋争,这是一场针对专制政体的革命,它对辛亥年推翻满清所起的作用绝不亚于武昌起义的枪声。

令人惋惜的是,清廷在内有立宪派逼宫、外有革命党造反的情势下,进行了六年卓有成效的立宪运动,竟以武昌新军的一场兵变而告终,假如预备立宪起步于慈禧太后尚能稳控朝政的同光之际,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但专制政府的通病就是不到生死存亡之际绝不肯改革,亦不肯让权,而等它想要改革想要让权的时候,必是气数将尽的时候,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来不及了。

作者:范福潮

网络编辑: 李夏同 责任编辑: 刘小磊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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