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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怀抱谁人知? ——严复和吕耀斗的仕途之路

2013-12-04 08:23:51 来源:南方周末 浏览:162
内容提要:光绪二十年底,天津道出缺,李鸿章推荐吕耀斗署理,次年二月,吕耀斗实授永定河道,此时距他进士及第,已经度过45个春秋。他的坎坷经历,亦是当时新旧交替时代官员的缩影。

缓慢的升迁之路,使严复心中颇有怨言。 (《清代学者象传》/图)

光绪二十年底,天津道出缺,李鸿章推荐吕耀斗署理,次年二月,吕耀斗实授永定河道,此时距他进士及第,已经度过45个春秋。他的坎坷经历,亦是当时新旧交替时代官员的缩影。过去,人们常把中进士比作跳龙门。殊不知,即便跳过龙门,点了翰林,官场的道路依然崎岖难行,能跨过道员的人寥寥可数。吕耀斗需要漫长地等待,作为他的下属,出过洋的严复,同样也需要等待,这是官场的规矩,不会因人而异。

谁压制了严复

光绪五年(1879)夏天,严宗光(后改名严复)结束了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两年留学生活,乘舟归来,先在母校福建船政学堂工作,经陈宝琛举荐,于次年被李鸿章调往天津水师学堂执教,从此在该校服务了二十余年。

严复常常抱怨晋升缓慢。他后来因翻译西书名满天下,一些学者便想当然地认为,严复满怀爱国激情和专业知识,只因没有巴结李鸿章,才落得怀才不遇的境地。

谁有证据,是李鸿章压制了严复呢?

其实迄今没有找到,只是顺着严复的牢骚猜测而已。

关于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经历,他的公子严璩在《侯官严几道先生年谱》中称:庚辰(1880),府君二十八岁。直督李文忠公经营北洋海军,特调府君至津,以为水师学堂总教习,盖即今教务长也。……而该学堂之组织及教授法,实由府君一人主之。这句话,后来被解释成事实上他担负了总办(校长)的责任

我从档案中发现,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前期任职,职务是洋文正教习。严复并没有担任过总教习。

严璩又说严复于1890年由直督李公(鸿章)派为总办水师学堂,也不对。因为从1887-1893年,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一直是吕耀斗,严复任总办是1893年底以后的事。

少有人知的吕耀斗

几十年来,研究严复的文章连篇累牍,却从来没有人关注过吕耀斗的身世和命运。要说晋升缓慢,这位老先生更加缓慢。只是绝大多数严复研究者,从来不知道吕耀斗其人其事。

那么,凭什么说严复的仕途被别人挤占了呢?这岂不很奇怪吗?

不奇怪,时下史学界研究历史人物,往往就是这么弄的。不作前后左右的细致考证,抓住几条材料就匆匆行文,过多地带上了后人的主观意见,这是研究中常见的通病。

我们先来说说吕耀斗的经历。

吕耀斗,字庭芷,号定子,江苏阳湖(今属常州)人。道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1830116日)出生,道光丙午乡试(1846)中举人,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850)考中进士,与俞樾、徐桐、吴可读等人为同年,此时距严复出生,尚前四年,可见是出道甚早的科举才俊。翁同龢在同治五年(1867)的日记中,称他为吕定子前辈。翁同龢是咸丰六年丙辰科(1856)状元,与庚戌科之间还夹着咸丰二年壬子恩科、咸丰三年癸丑科两场会试。

宦海茫茫,大多数的进士们,金榜题名,只不过在题名碑中刻下一个令后世陌生的名字。

吕耀斗仕途的前半段也几乎默默无闻,当20岁的他春风得意地点上翰林,搬入京城去工作生活之后,便一路蹭蹬,直到同治九年(1870)底,才熬到功臣馆纂修的差事。他旋转即赴陕西,加入刘铭传铭军幕府。次年九月,刘铭传因病请假,离开军旅,吕耀斗需要重新寻找上岗机会。同治十年底,李鸿章又介绍他去山西巡抚鲍源深处做幕僚,但吕没有接受。当年夏天,他回到翰林院,重新补上功臣馆纂修。至光绪元年(1875),吕耀斗轮到文渊阁校理的闲差。

光绪三年夏,他听说陕西巡抚谭钟麟要上奏酌保驻陕铭军,便走李鸿章的后门,通过铭军统领刘盛休帮忙,将名字补入保奖名单,并在保举前先捐道员,从而争取由候选道保以分省补用的资格。此次保案,共有文职180余员,武职380余员,这么个庞大的保荐案中,本无吕耀斗的名字,好在他在铭军待过,通过李鸿章打招呼,居然就将名字添补进去了。

这年年底,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将吕耀斗和吴大瀓一起调往军营,称吕耀斗志正行方,留心经世之学,臣虽未与谋面,得诸传说,窃重其人。……若发往臣军差遣,俾资历练,将来必可成才

奏上,奉上谕:翰林院编修吕耀斗、吴大瀓,着各衙门饬令该员迅赴甘肃军营,交左宗棠差遣委用,吕耀斗的本职,竟然还是编修,漫漫27年,全无进步。而吴大澂,是同治七年戊辰科(1868)中进士的后辈,他比吕耀斗进翰林院,足足要晚18年。

左宗棠其实不认识吕耀斗,这次调人是谁向左推荐的,有待考证。左对吕、吴的考虑,是备异时司道之选。吕耀斗不愿意去西北干活,他在等待谭钟麟的保案。次年,果然获得道员分省补用的机会。

苦苦等候,始成为严复的顶头上司

光绪五年七月,李慈铭在给吕耀斗的信中恭维说:执事在翰林日久,计其资格,已可超协局,跻侍从,想领袖清华,便蕃光宠,休声远闻,动履多福。六年,吕耀斗因浙江晋豫赈捐请奖,以道员指分直隶试用,按照当时通行的虚岁计算,已经51岁了。

光绪七年,黎兆棠出任船政大臣,他与李鸿章商量,调吕担任福建船政局提调,李鸿章复信说:

吕庭芷品端守洁,上年指分来直,适值停分展限之际,姑予局差以维系之。……念其日暮途穷,每为轸惜。旋闻有就闽幕之说,适接尊示,邀任船政提调,似足镇式浮嚣。虽船务机器素非熟习,而精细廉静,涉历稍久,当可为执事臂指之助。

日暮途穷四字,将吕耀斗当时处境,勾勒得十分传神。吕耀斗在过了知天命之年后,转往办理与洋务相关的事务。张佩纶曾批评吕规避新疆,由翰林改捐道员其人断难倚仗,显然,他当时还不知道各种运作的秘密,也不知道李鸿章与吕耀斗的关系,但凭直觉,他认为吕耀斗不适合做福建船政的提调。

光绪十年,经前内阁学士徐致祥奏保人才,吕耀斗奉旨交军机处存记。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吕耀斗进京交内阁验看后,被李鸿章调回北洋,后来接替吴仲翔,继任水师学堂总办。这样,与严复在辈分上可为父子、在经历上南辕北辙的吕耀斗,成为严复的顶头上司。

李鸿章亲自点名

再来说严复。

光绪五年冬季,李鸿章为发展北洋海军,仿效福建船政学堂,开始筹办天津水师学堂,目的是就地作养人才,以备异日之用。次年七月,他正式行文,命人着手会议规划,勘定地基,遴派得力局员经理工程。并奏请任命前船政大臣吴赞诚筹办水师学堂和练船,获得允准。吴赞诚在天津机器东局一带勘定地基,遴派局员,绘图估料,兴工建造。并草拟规章制度。到了冬天,吴赞诚回籍养病,李鸿章又任命福建船政局提调吴仲翔,总办水师学堂和练船事宜。

严复是李鸿章亲自点名从福建调来天津的。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在给船政大臣黎兆棠的信中表示:此间逐渐购置新船,管驾、头目暂取资于闽厂,既虑人才有限,而水手等亦募南人,尤恐人地不习。故拟仿设水师练船学堂为造就之基。创办伊始,师徒均少。丹崖星使(李凤苞)迭函严宗光堪充教习,闽人多引重之。夏间学生出洋后,允饬赴津,感盼之至!六月下旬,严复到达天津,拜谒李鸿章,从此开始他的北洋生涯。此时的天津水师学堂,其实只有一个驾驶专业(亦称驾驶学堂)。

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任职

十几年前,我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一个名为《北洋纪事》的手抄本,是李鸿章在北洋大臣任内的公文汇编,其第十册《水师学堂》,收录了28份文件,包括李鸿章的奏折批札,水师学堂给李鸿章的报告,水师学堂起草的规章制度等等。这批资料,对全面考订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任职情况提供了翔实可信的依据;同时,有助于重建起天津水师学堂教学职位和管理职位设置的新框架,从新的角度来审视和确定严复在学堂的任职。

《北洋纪事》中,存有该校光绪七年订立的《续定天津水师学堂章程》,明确规定:

学生入堂试习三个月,分别去留后,即行第其资质进境,分作一、二、三班。第一班归洋文正教习课督,第二、三班归副教习二员分课。第一班礼拜一、礼拜四,第二班遇礼拜二、礼拜五,第三班遇礼拜三、礼拜六日,各以下午二点钟起至五点钟止,归汉文教习讲授经史。遇礼拜日,则三班学生全日统归汉文教习课督,上半日讲授,下半日命题作文……

学生入学半年后,春秋冬三季按季小考,由总办先期禀请派员会同考校,并请派熟谙水师西学委员会同洋文正教习校阅试卷,统核分数,酌拟甲乙,由监考官会同总办呈送中堂鉴定,列榜晓示。其秋季西学汉文分期大考,由总办呈请中堂定期亲临阅试,以重作养而示鼓励。……

由此可知,天津水师学堂教职设置极为精简,洋文正教习实际上是第一班英语暨各项西学基础课的授课老师,并有督课的责任。副教习负责二班的学习情况。这种做法,出乎今人对西式学校分课程设置任课教师模式的意料,有点像传统私塾单一老师制的授读。

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成立后所担任的职务,是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这在《北洋纪事》所录公文中,存有大量记录。

光绪七年四月十二日,吴仲翔向李鸿章建议,在水师学堂内增设管轮学堂,培养海军轮机军官。关于教员,吴仲翔的构想是拟先选中国洋文教习课之,俟两年后语言文字及浅近算学如几何、代数之属均能通晓,再延洋师教以数学、重学、格致、化学并绘图等事,年余便可与驾驶学生同上练船,涉历风涛

后来,吴仲翔建议,任命萨镇冰为管轮学堂洋文正教习,该报告获李鸿章批准。李鸿章在另一份报告上又批示:萨镇冰充教习原非常局,两年后必须另延洋师。务饬严宗光、萨镇冰预为咨访,届时禀请延订为要。

上述史料表明,天津水师学堂(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与管轮学堂洋文正教习分别由严复和萨镇冰担任,这也证明了严复并不是兼管驾驶学堂和管轮学堂的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

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吴仲翔、罗丰禄报告李鸿章:

驾驶一班学生堂课既毕,堪上练船,应及时大考……,所有试卷,卑职丰禄会同洋文正教习严都司宗光详加校阅……。卑职丰禄将此次所考驾驶一班学生试卷核定分数,酌拟甲乙及奖赏银数,并据洋文正教习严宗光照定章程,将各生所造浅深,才器如何,按名出具考语,呈送前来。

在报告中,吴仲翔、罗丰禄对严复的教学工作和伍光鉴等30名学生的学习成绩给予高度评价,所以李鸿章同年年底上奏《水师学堂请奖折》:

参将衔留闽尽先补用都司严宗光,由闽厂出洋肄业,学成回国,派充该学堂洋文正教习,参酌闽厂及英国格林书院课程,教导诸生,造诣精进,洵属异常出力,拟请以游击补用,并赏加副将衔。

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奉旨:严宗光等均着照所请奖励,该衙门知道,单并发,钦此。这道上谕,连同前引李鸿章请奖折,被《德宗实录》概括整理,记录为以北洋水师学堂办学有成效,予教习都司严宗光、游击卞长胜……奖叙有差

此后,严复继续在天津水师学堂担任洋文正教习。《北洋纪事》中最后一个记录严复担任此职的文件,是题为《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871213日)水师学堂吕耀斗会同沈保靖、罗丰禄详北洋大臣李》的报告。从《北洋纪事》所收公文内容看,其对严复担任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的记录是连贯的,也是可靠的。而后,他大约在光绪十五年担任学堂会办。至于他否担任过学堂的总教习,在正规的水师学堂文件及李鸿章的奏折公文中,我迄今尚未找到记载。

吕耀斗挡住了严复的晋升路

回过头来,还要再说吕耀斗。

吕耀斗是旧式文人,既不懂外语也不懂海军,跑到新式军校当领导,本来只是个位置的安排,但他在这里又泡了七年。他能写文辞优雅的诗词,有时也把自己当成武人。朋友吹嘘他,说他剑佩奋发,胸有甲兵,然亦用而不尽用,坦然处之……出入军中,逡巡有年。此处用而不尽用来形容,颇为精准传神。

天津的英文报纸The Chinese Times曾说,吕耀斗是位翰林,学识渊博,和蔼可亲。在他管理下,当地人和外国人十分和谐融洽,没有摩擦。外国人撰写的评论对他是夸奖的,认为水师学堂的成功来自于诚恳的工作,不搞阴谋诡计。而这个国家很多有用的机构,正是被各种阴谋伎俩,搞得一塌糊涂

在现存严复的书翰中,偶尔也提到过吕耀斗,那是在光绪十五年初夏,严复已获会办的任命,他回家乡参加母亲葬礼后返回天津,在给四弟严传安的家信中说:学堂公事山积,吕道皆推俟兄到津时措办。体怠事繁,然无可推委也。

天津水师学堂是个新设机构,总办是由道员级官员担任的非正式官职。用当时的话说,是差使而非实缺,用现在的话讲,叫做相当于厅局级。水师学堂应当任用熟悉专业的严复来主持,吕耀斗挡住了严复的晋升路。

吕耀斗其实巴望放实缺做个真道台,却一直等不到机会。

严复也是官迷

严复也是官迷,所以他放弃武官官阶,四次参加乡试,只是每次都铩羽而归。他在诗中有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当年误行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牢骚。皋比即虎皮。宋代张载曾坐虎皮讲《易经》,后称任教为坐拥皋比。旁行书即横写的外文,此处指学西学,缓慢的升迁之路,使他焦虑,心中颇有怨言。

天津水师学堂规模并不宏大,前后共培养了6120名驾驶专业学生,其中严复亲自授课的1-3届,计69人。此外还有685名管轮专业学生。严复在校二十余年,先在吴赞诚、吴仲翔、吕耀斗领导下做教学工作,后来全面主持校务。

李鸿章对严复的使用上并不存在歧视,比如劝他戒鸦片烟,比如允许他请假离职,参加科举考试。在官职上能够关照的,也都关照到了。

以当年一同前往欧洲留学的马建忠、陈季同、罗丰禄三人来进行比较,马建忠早先随传教士学习外语,出国前已入李鸿章幕府。他以郎中资格,作为留学生监督李凤苞的随员,与海军留学生一起出国,在法国留学国际法。回国后仍留北洋办理洋务,后来担任过轮船招商局会办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官衔是道员。

陈季同是福建船政前学堂第一届学生,海军留学生出国时,他是李凤苞的文案(秘书)。在法国,他也入校攻读国际法,后来随李凤苞转入驻德、驻法使馆,升为参赞。陈的官衔级别走武职,一路升至副将、总兵、提督之类虚职,但换成文职,同样不超过道员。

更有可比性的是罗丰禄,罗与严复均是船政学堂同学。光绪四年在英留学时,即捐主事,还有船政大臣吴赞诚派带出洋肄业学生前赴英法德各国襄办肄业局事宜的名分,做过李凤苞的翻译。后被李鸿章调赴天津,派办北洋水师营务处,兼办洋务,并担任李鸿章的英文秘书,还在出洋学生学成回华案内,以直隶州知州分省补用,并加四品衔。十一年,以出洋肄业暨天津招募学生学业有成及中西教习出力人员请奖案内,奏保以知府分省补用,又以历年防务出力案内奏保以道员分省补用。十九年经李鸿章奏保以关道记名简放。罗丰禄出国前、毕业后的职务始终在严复之上,十一年获候补道员时,严复为游击,赏加副将衔。同年严复捐监生,改走文职路线,虽四次乡试未售,依然在六年里追成候补道,全部功绩是在水师学堂教书而已。

官场的规矩

严复没能如罗丰禄那样,跨入北洋决策的核心圈子,他私下对罗丰禄略有不悦,声称李中堂处洋务,为罗稷臣垄断已尽,绝无可图。但就海军教育的本职而言,除了严复的牢骚,谁能说出来他受到李鸿章排挤的具体事例吗?

再说,欲使吕耀斗让位给严复,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将吕放实缺,或者平调另外差使;二是晚清新式学堂或机器局,历来担任总办的,都是候补道,严复也必须升至道员。操作第一个条件需要机遇,李鸿章曾对向其请托某人安排事项的工部尚书潘祖荫解释:此间道班需次者多至二十余人,其间资深劳多,久应委署者亦复不少,经年不见一缺,得之极难。对于吕耀斗这种资格老、交游广的官员来说,调动职位尤需谨慎考虑他本人的感受,和官场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其中道理,古今皆然。

操作第二个条件,则要严复具备晋升条件。他考不上举人,光绪十四年出资捐官同知,李鸿章旋即提携他任知府。吕耀斗需要漫长地等待,严复同样也需要等待,这是官场的规矩,不会因人而异。

光绪十七年,李鸿章奏保严复以道员遇缺先用。十九年三月廿三日,翁同龢为吕耀斗的晋升写信给李鸿章求情。他在日记中记录:致李合肥函,为吕庭芷也。嘱以后或补或署,张丹叔携去。

张丹叔即广西巡抚张联桂,翁同龢请托的这个人情,对于吕耀斗和严复都有帮助。年底,李鸿章安排严复总办天津水师学堂,派洪恩广接任学堂会办。而吕耀斗,转办绥巩支应局事务。应当说,李鸿章待严复不薄。此时,严复尚未满四十岁。后来陈宝琛在严复墓志铭中说:李鸿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这话我不敢苟同,严复当教习时,非要说他是总教习,实际上担负了总办的责任,而当上总办,又说他不预机要,严复在学堂里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光绪二十年底,天津道一职出缺,李鸿章推荐吕耀斗署理。次年二月二十六日,吕耀斗接替因病开缺的万培因,实授永定河道。此时距他进士及第,已经度过悠悠45个寒暑。吕未及上任,就于七月初九日卒于老家苏州,终年67岁。吕耀斗处于新旧交替的动荡时代,他的坎坷经历,亦是当时一些半旧半新官员的缩影。过去,人们常把中进士比作跳龙门,为了跳过龙门,多少人悬梁刺股、皓首穷经。殊不知,即便跳过龙门,点了翰林,官场的道路依然崎岖难行,能跨过道员(即今天的厅局级)的人寥寥可数。至于李鸿章,他属于洋务人物,却选一个不懂海军、日暮途穷的老翰林总办水师学堂,这更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海军的悲剧。 

在这个悲剧中,吕耀斗是一个左右尴尬的角色。

说严复怀才不遇,那么吕耀斗又如何呢

我有时想,说严复怀才不遇,其实是以严复为中心的一种设定,官场中,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机会被别人挤占了,都有怀才不遇之感。问题是,怎样才能使严复满意?让他来主持国政吗?让他来领导海军吗?让他的官职超过道员吗?这确实还要看他本人的能力和机遇。

但谁又以吕耀斗为中心来想问题呢?

严复刚回国时,李鸿章对他期望很高,后来他们的关系没有更进一步深化,这个原因迄今无法解释。有人认为是他思想激进为李鸿章不喜所致,当年向李鸿章举荐严复的陈宝琛说: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翦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闻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严复固然狂放,但上述言论从当时语境来研判,其实并不过分。

也有人认为是他染有鸦片烟瘾,不可能有所作为。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严复曾在家信中说:兄吃烟事,中堂亦知之,云: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到了晚年,他在给熊育锡的信中说:以老年之人,鸦片不可复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尚不能睡。嗟夫!可谓苦矣。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吾若言之,可作一本书也。

民国学者费行简先生当年并没有读过这些书信,却也久闻这位英国海归的吃烟嗜好。他在《近代名人小传》的严复传中写道:严复为海军学生中前辈第一人,且湛深文学,冠其同侪。归国后,屡为船政及海军学堂教员。……然以嗜鸦片,弗便任军官。又说:其诗文皆清妙,不落恒谿。与人语,亦娓娓可听,或谓其害于鸦片,信然。费行简还说,戊戌政变后,有人指严复为康党,赖荣禄、王文韶救,得免。后应聘为大学教员,袁世凯虽重其学,而亦短其疏懒,弗能治事。这是否也是对严复在北洋官场发展情况的又一种解释呢?

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阶段,是他思想和学术日臻成熟的时期。在搞清楚他的任职情况之后,进一步摸清他的工作状态和在北洋官场的处境,对于正确把握他的思想脉络发展轨迹具有积极意义。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化,需要发掘新鲜史料,开拓观察角度,把人物放回他当时生存的环境中去考察,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不能仅凭孤立的几条材料,就串缀概念,过度发挥。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洋文正教习、会办、总办三个职务,近百年来,却一直没有弄清楚,其中不少迷惑还是严复自己布下的,使得史学界研究严复的学者都走了弯路。戊戌前后,严复因翻译西学名著享誉天下,以此推论他先前在水师学堂的表现,推论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尤其需要谨慎。事实上,研究这一时期李严关系,我们所缺乏的,不是想象力,而是过硬的原始材料。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

严复当上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后,依然牢骚满腹。他在给四弟严传安的信中说:堂中洪翰香又是处处作鬼,堂中一草一木,必到上司前学语,开口便说闽党,以中上司之忌,意欲尽逐福建人而后快。弟视此情形,兄之在此当差,乐乎?否耶?这段史料,被严复的研究者反复引用,但试问,有几人琢磨过洪翰香是谁呢?严复做老二,头上有个总办吕耀斗,他不愉快;李鸿章让严复做了老大,派洪翰香做会办,他依然不爽。问题是,后世的研究者,是否因为严复不愉快,就断定严复受到排挤了呢?你看到严复骂洪翰香,但是否想过,洪翰香为什么要骂闽党呢?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但不要偏爱,不要狭隘,不要就事论事。治学要有更加宽广的眼光和冷静的思考。不仅琢磨研究的对象,还要琢磨这个对象周围的伙伴、同事和交往的人群,甚至要琢磨他们之间的前世今生。比方说,要费点心思,考证出洪翰香的名字叫洪恩广,洪恩广的父亲叫洪汝奎,光绪十二年,在委派吕耀斗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之前,李鸿章首先考虑的总办人选,其实竟是洪汝奎。

作者:姜鸣

网络编辑: 小碧 责任编辑: 刘小磊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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