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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宣队整红卫兵:看《红楼梦》叹人生如梦是反动

2013-11-04 08:48:53 来源:南方都市报 浏览:36
内容提要:1967年1月上海掀起夺权风暴后,全国武斗不断,大学也不例外,但多是少数“派性迷”为之,很多红卫兵厌倦了无休止的派性争斗,逐步“逍遥”。

19671月上海掀起夺权风暴后,全国武斗不断,大学也不例外,但多是少数“派性迷”为之,很多红卫兵厌倦了无休止的派性争斗,逐步“逍遥”。我们班的同学,有的回家,有的谈恋爱,大部分则混日子,所谓“仨饱俩倒一场球”,即三顿饭、中午和晚上睡两觉、下午打一场球。我不擅长运动,为消磨时间,就躲在图书馆看书。这样无政府的日子一直延续到1968年的暑假。9月初,由各工厂抽调的“优秀”工人和少数干部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南开大学,接管了一切。由此,红卫兵被迫无条件接受工宣队领导,红极一时的红卫兵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办学习班的最高指示

  工宣队进驻南开大学历史系后,我被抽去当秘书,主要任务一是为领导写大会讲稿;二是对外宣传报道,尤其是写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后的表态稿。对这类八股式的稿件,我驾轻就熟,所以写起来特别快,几乎每一次最新指示的发表,历史系的表态稿,不排第一,就排第二。

  记得有一次毛主席关于办学习班的指示刚广播,我就把稿件写好了,工宣队立即派人把稿子送到了校广播站。我们系的队伍刚集合好,就从学校广播里听到历史系工宣队和全体师生员工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广播稿。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可笑,因为我根本还没有弄清楚最新指示讲的是什么,就把稿件写出来了。“文革”中的这种形式主义和虚假做法,多不胜数,连我这个老实人也无法逃脱。游行庆祝结束后,我懒洋洋的回到办公室,才仔细看了最新指示,原来是:“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于是,学习班如雨后春笋,比比皆是。

  名目繁多的学习班

  工宣队将我们系的教师按问题严重的程度,办起了各种不同的学习班,红卫兵则作为骨干分子分别参加。每个学习班还做了不同的定性,如“斗私批修学习班”、“立新功学习班”、“坦白从宽学习班”、“抗拒从严学习班”等等。

  “斗私批修学习班”主要是触及灵魂,提高思想认识,参加者基本是出身好、相对清白,属于工宣队的依靠者。所以,参加者大都没什么压力,每天就是读毛主席著作,谈思想认识,交流心得体会。

  每天早晨,大家要早早集合,恭恭敬敬地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示;晚上还要极其虔诚地站在毛主席像前,汇报一天的工作,包括成绩、缺点及今后努力的方向等等。休息时,要唱毛主席语录歌,跳“忠字舞”。

  这种学习班虽然形式主义严重,但整人的气氛较淡,但亦有一位出身贫农、刚刚毕业留校的年轻教师疏忽大意,出了问题。学习班休息时,这位教师在一张报纸上练毛笔字,上一行写了两个字“打倒”,下一行写了三个字“刘少奇”。但万万没想到,报纸上紧挨着“打倒”两个字后面印的是大黑体字“毛主席万岁”,一行连起来,就变成了“打倒毛主席万岁!”不知是谁,偷偷向工宣队告发。这位青年教师有口难辩,立即遭到了灭顶之灾,大会批,小会斗,强迫劳改,直到1980年后才“平反”。

  “坦白从宽学习班”,基本由有历史问题的中老年教师组成,但也有教师,因为得罪人多,被分到这个学习班的。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出身好、能力强、一直兼做干部的老师,就因为威信极差,进了“坦白从宽学习班”。他连续几天,嚎啕大哭,难以接受。一时在学生和工宣队中传为笑谈。

  “坦白从宽学习班”的人,因为是挨整的,所以都十分老实,几乎天天都在交待自己的问题,但大都是避重就轻,试图蒙混过关。其实,有些历史问题,工宣队并不掌握,有些经验不足的教师,还是老老实实去交待。每遇这种情况,工宣队总是如获至宝,异常兴奋。

  学习班中有一位老教授交待他曾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工宣队就当作重大“战果”向校总部汇报,历史系立即受到表扬,为扩大战果,达到震慑的目的,校总部还决定开全校大会。开会那天,会议组织者先煞有介事地大讲一通阶级斗争形势,“工人阶级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敌人都不可能逃脱,希望你们老实交待,坦白从宽”云云。然后,事先安排好的我们系的这位老教授,不慌不忙走上台,交待了他曾参加过“三青团”的历史问题。全场一片愕然,都为工宣队强大的政治攻势所震惊。我知道一些内情,明白这是精心策划的一场闹剧,不免暗暗发笑。但不敢出声,更不敢向任何人透露!

  “抗拒从严学习班”实际上就是住“牛棚”,就是将那些问题严重态度又不好的人关起来,强迫学习,强迫劳动。工宣队进驻历史系后,就把男厕所旁边那间见不到太阳的教室开辟为牛棚,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等一帮牛鬼蛇神近20人被关在里面,有专人看守。吃饭、上厕所、劳动等都要排队。看守的人必须出身好、阶级立场坚定、斗争性强,而且要膀大腰圆、声音洪亮、脾气粗暴,有震慑力。历史系有一位男生,出生贫农、个头儿大、脾气暴躁,的确有些凶,被工宣队一眼看中,选去当牛棚看守。有一位住过牛棚的老教授后来告诉我,他一听到这位同学说话,就吓得直打哆嗦,有时还会尿裤!所以,一旦哪位被工宣队宣布进入“抗拒从严学习班”,就如晴天霹雳,吓得魂飞魄散。

  自杀未遂的老教授

  工宣队进驻南开大学后,采取高压政策,除红卫兵外,教师们总是提心吊胆,那些老教授差不多都有历史问题,更是度日如年。个别人实在熬不住了,在绝望中自杀。中文系、外文系、化学系等陆续出现自杀身亡事件,工宣队也开始觉得脸上无光,尤其是那些跟事件有关的工宣队头头们,多少都有些压力。不过,历史系从无自杀者,所以他们仍一心要扩大战果,多抓鱼,抓大鱼,以引起全校震动。经过一番策划,他们把目光集中在了历史系原系主任、一位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大学术影响的日本史专家身上。

  工宣队进驻历史系后,这位颇有政治运动经验的老教授从不多说一句话,也生怕走错一步路。但工宣队一直怀疑他是叛徒。理由是,他本是五四运动后少数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后曾在八路军总部任职,数年后却不知何故离开了八路军总部,从延安到了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开始,工宣队把他弄到“坦白从宽学习班”学习,责令他彻底交待背叛革命的叛徒行径。老先生自觉委屈,先是掉泪,为自己辩白,见辩白无效,只好被迫写交待材料,但绝不承认他是叛徒。于是,工宣队就单独给他一个人办学习班,几天几夜轮番“攻心”,老先生两眼黢黑、面黄肌瘦,但还是认定绝没有背叛革命。一天,历史系工宣队的主要负责人找他谈话,说如果再不坦白交待,就只能到送他到“抗拒从严学习班”,还极其严厉地说:“我们的等待是有限度的!”这时,老先生可能绝望了,好几天无法入眠。

  此后的某一天下午,我清楚地记得是星期五,全校开批斗大会,除住“牛棚”者,历史系所有的人必须参加,这位老教授却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交待问题,也没有留人监护。下午5点多,批斗会结束,我们照例回到历史系所在的主楼二层,却不见老先生的踪影。工宣队顿觉不好,马上令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去找。偌大的一座主楼,几乎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大约晚上8点多了,大家正焦急的时候,突然有一人闯进工宣队的办公室,说在主楼西边4层阶梯教室的桌子底下躺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儿。大家立刻跑去,发现果然是这位老教授。只见他面色苍白,毫无血色,平躺在水泥地上,还悠悠地有口气。待把他背回工宣队办公室,喂了他几口水,稍稍吃了几口东西,他才缓过神儿来。当他发现眼前的工宣队负责人时,立刻双腿跪地,一个劲儿地求饶,断断续续地讲:“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随后,工宣队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把剃刀,他才交待想用剃刀割腕自杀。原来他趁大家开会之际,想到4楼跳楼自杀,因身子太弱,爬了三、四次都无法爬到窗台儿上,还把脑袋摔了个大包,晕过去了。后来用剃刀割手腕,又难下手。我拉起他的手,果然手腕上还留有伤痕。这位老先生还真算命大,阴错阳差,没有结束自己生命,否则就没有了改革开放后的辉煌,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日本史研究也难有全国领先的突出地位。

  红卫兵挨整

  工宣队进校半年之后,即到1969年春天,清理阶级队伍基本结束,工宣队就带领师生搞教育改革。所谓教改,其实就是到工厂、农村劳动,向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学习,改造思想。

  历史系师生被编为两队,一队到城北的天津动力机厂,一队到东郊区的四合庄。我被留在系里写通讯,隔半月20天要到动力机厂、四合庄去几天,收集素材。这种呆板无趣的日子过了差不多半年。10月底,突然传来了“林彪一号命令”,大意是苏联将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我们必须做好备战准备,广大师生要马上往农村疏散。经过几天匆忙的准备,11月初,我们背起被褥,迈开双腿、风餐露宿,经历了半个多月的急行军,来到河北省保定附近的完县,分住各个村庄,白天参加劳动,晚上集中学习。

  19702月,春节刚过,有一天晚上,工宣队负责人从驻腰山村的校总部回来,刚进门就嚷起来,大意是说:我们又要搞运动了,运动的重点是抓反动学生。校工宣队总部已经在中文系、外文系搞了试点,破获了几个反革命小集团,学生中的问题很多、很严重,我们历史系也不是真空,问题也不会少,我们要赶紧把运动搞起来,决不能落后。

  第二天,历史系开动员大会,接着分若干小组,背对背相互揭发,重点是红卫兵。和往常一样,每天晚上各组负责人到工宣队办公室汇报,我做记录。开始几天,没什么“战果”。第4天晚上,几个小组的汇报都说到我们班的一位同学有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的言论,而且非常恶毒。随后,工宣队负责人问我,我有点慌乱,支支吾吾讲不知道,被狠狠瞪了一眼。其实,我心知肚明。我们的这位同学在天津财经学院有一位好友,这位好友的哥哥是北戴河旅游度假区的负责人,专门接待中央首长,知道江青的一些恶习,曾给我这位同学讲过。年轻人没经验,我这位同学就回到宿舍乱说。

  又过了大约一周,这位同学被隔离审查。工宣队知道我和他是好友,就督促我赶快揭发,而且还威胁我说,如果表现不好,你也跑不了!我心慌意乱,顿觉大难临头。过了两天,我静下来一想,应该避重就轻,否则会给老同学加罪,不够哥儿们。于是就捡一些不痛不痒的东西去“揭发”,如思想不积极、看《红楼梦》、常发人生如梦的感叹等等。也还算幸运,由于具体负责的那位教师人好,存恻隐之心,千方百计往下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事态就没有再扩大。最后给这位同学定了一个“严重政治性错误”。“四人帮”倒台后,也就平反了。

  除了追查“反动言论”,还在红卫兵中清查打、砸、抢,参加武斗,经济问题,以及整理中央首长的黑材料等。比我们高两届的一位很活跃的学生,因为整过陈伯达的材料,不准毕业,强迫劳动。我们经常看见他挑粪、挑土、挑水,晚上还须参加学习班。本来是非常精神的一位帅小伙儿,却变得面黄肌瘦,沉默寡言,总是耷拉着个脑袋,不敢和人打招呼,其实也没有人敢和他打招呼。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黑炮手”。

  历史系被抓的反动学生有10多位,在总共只有百余名的学生中比例并不低。但相对其他系来讲,还算温和。像中文系、外文系抓了几个反革命小集团,涉及的面就广了。1970年夏天,所有的在校学生都已毕业,我却还看见中文系和外文系的那几个“反革命”在劳动改造,有时扫厕所,有时拔草,脏活、累活总少不了他们。至此,红卫兵完全变成了一种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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