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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遇刺案第一环节:刺客与谋主

2013-04-15 14:35:42 来源:神木文化艺术网 浏览:242
内容提要:宋教仁遇刺第二天,上海五马路六野旅馆的住客就向国民党方面报告,十四号房客武士英形迹可疑,有作案嫌疑。据旅馆住客方面陈述,武士英为山西人,身材矮小,面目可憎,自称曾为滇(云南)省管带,辛亥革命之后浪迹上海,但其生计极其萧索。二十日午前,忽有一冯姓及其馀三四人,来与之作附耳语。

宋教仁遇刺第二天,上海五马路六野旅馆的住客就向国民党方面报告,十四号房客武士英形迹可疑,有作案嫌疑。

  据旅馆住客方面陈述,武士英为山西人,身材矮小,面目可憎,自称曾为滇(云南)省管带,辛亥革命之后浪迹上海,但其生计极其萧索。二十日午前,忽有一冯姓及其馀三四人,来与之作附耳语。

  此数人来后,武士英喜形于色。其后,武士英向邻室借车资。邻室与武士英朝夕相处,不能推却,给了武士英小洋一角。武士英答不够,将至西门,路甚远也。邻室遂给了武士英小洋三角。当日晚八时,武士英回到旅馆,服装已易为西装,对邻室说,我今已有钱。随手就取出一元给邻室,邻室推让,武士英又说,我事成尚有千元,说完就出门而去。

  第二日,宋教仁遇刺的新闻遍传上海。邻室发觉昨日武士英的举动有异,并查询此人行踪,发现武士英二十日夜并没有回旅馆,二十一日晨七时曾来旅馆结账,随后就不见了。武士英邻室觉得事有蹊跷,就向国民党方面报告。不过,国民党方面却再未获得武士英的踪迹。

  宋遇刺后第三天晚上(323),新的线索又出现了。国民党方面又获一个一售卖古董、字画的河南商人王阿发的报告。王阿发称,一个星期前,因售卖字画,曾到小西门外应桂馨(即应夔丞)家。应向王出示一照片,称要办照片上的人,并允诺事成之后筹洋一千元。王阿发考虑之后,称无此能力,遂将照片退回。因见近日各报所登遇刺者宋教仁照片与当日所看者相同,特来报告。

  国民党方面遂带王阿发向法租界总巡报告。随后,国民党特派员某君外出侦查,知应夔丞经常出入妓女胡翡云家吸食鸦片,乃引导法国总巡率巡捕多名至其处。至妓女胡翡云处,不获应,胡称应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家吃酒。于是,法捕再往迎春坊三弄,果然应夔丞在楼上吃酒。国民党特派员诱之出,于门首捕之。被捕之时,应面色如死灰

  应夔丞被捕之后,法租界随后就抄应家,凡客来访者,皆被捕。家眷与客异室看守,并在来客中逐一审查。有一客人身材短小、着新衣,特别引人注意。国民党方面就怀疑此人是真凶武士英。于是派人到沪宁车站找来目击者,并同时去六野旅馆找人辨认。两方面人都确认该人就是凶手武士英。武士英被捕之后,对刺宋一事,供认不讳。

  巡捕在对应夔丞家的搜查中,还找到了刺杀宋教仁的五发手枪。刺宋之时,武士英曾放枪三次,故该枪内剩余两颗子弹,而枪内子弹与宋体内取出的子弹一致。线索并没有止于此,很快法租界巡捕又在对应夔丞家的抄查中,获得大量信件,这些信件表明。应夔丞谋刺宋教仁,背后又牵连进来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武士英被捕,还有一段巧合。巡捕房排查胡翡云家之后,武士英也躲藏在妓院。于是,武士英与胡翡云双双前往应夔丞家报信,不料却自投罗网。

  至此,刺宋案的真凶与雇凶杀人者皆被捕。

  那么,凶手武士英是谁?杀人动机又是什么?根据当日的调查与及法庭审理提供的资料,我们对直接凶手武士英为数不多的情况,可以做一个大概的说明。

  刺客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平阳人,曾在贵州学堂读过书。辛亥革命前后,曾在云南充当七十四标二营管带。辛亥革命后,南方军队大规模裁员,他就流浪到了上海谋食。

  六野旅馆旅客就称武士英的狼狈之态,生计极萧索,时出向上海名人乞募川资。又有报道称,武士英曾代人销售肉桂三支,偷取两支,又将其一支之售价百数十元吞没,复经告发,为法公堂拘获讯实,拘押一月了事又有人见其时时往来沪、宁,忽对人自称参谋员,忽又自称参议员。总之,这名被裁撤的前滇军管带在上海相当不得意,坑蒙拐骗,无所不为。

  南方军人在辛亥之后不得意,武士英不是个案。民国元年(1912),南北议和成,随后南方裁减兵员数十万人,却没有办法妥善安置。士兵如何复原,成了一个大的社会问题。这些兵士,在辛亥年,或多或少曾为革命出过力,也对革命功成之后分一杯羹心存幻想。然而,革命之后,非但未有获利,反而被裁汰,混迹社会,又没有的谋生的办法,难以立足,讨口饭吃尚且不得。裁兵而成兵痞,对社会不满之心态,正可为人利用。同时,因武士英曾当过兵,会使用枪支,素有军事训练,身手敏捷,也正是刺客的最佳人选。

  据事后《民立报》报道武士英供词,武士英杀宋教仁,完全是受人(应夔丞)利诱蛊惑:

  行刺前一日,有姓陈的来约我入共进会。姓陈的在五六日前,茶店中认得的,当时陈对我说,现在我们要办一人,这人与中国前途有非常关系,这人是无政府党,我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我因听说这人与中国有害,所以答应去了。这日同陈去吃茶,晚上到六野旅馆开一房间。到行刺的那日,我与陈在三马路半斋吃夜饭,酒已吃得半醉,陈就告诉我这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故今天就好行事了,说毕将手枪交给我。这时另有二人,一名□□,一名□□□,同时叫车子到火车站,买月台票三张,有一人不买票,在外面看风。票才买好,已见宋至,姓陈的就指点我说这就是宋某,后来等宋从客厅中出来,走至半途,我即开枪打了一下,然后就逃至门口,见有人来,当即仆地,再在后放了一枪,而逃到门外,坐黄包车到应桂馨家。及进门,则陈已先至,陈尚对我说道:如今好了,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又初入共进会时,即见应一面,行刺后又见应桂馨,应甚称赞我能干,且说将来必定设法,令我出洋游学。至于手枪,于行刺后已经交回姓陈的了。在此,问官询问:行刺后,曾许有酬劳否?武答云:没有。当时曾许我一千块洋钱,但是我只拿得三十元云云。[ 徐雪儿等编《宋教仁血案》,p79]

  武士英的供词中,关于宋教仁所属的政党(国民党),并不了解。不过他对作案的动机,交代得很清楚,之所以杀宋,是因为名利双收指的是入共进会之事,而则是应夔丞许诺事成之后的一千大洋。

  共进会,是当时上海的一个由前帮会(青帮红帮公口三帮)组成的半政团性质的组织,而应夔丞正是共进会的首领。入共进会,对武士英来说,无疑是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保护伞。而一千大洋,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巨资,对落魄的武士英来说,这个诱惑也相当大。

  武士英为应夔丞刺杀宋教仁,在情在理。就刺客人选与行为逻辑来说,武士英刺宋,本没有多少疑问,一切证据也指向武士英是凶手。产生疑问的是,后来武士英在庭审时翻供,否认受了应夔丞指使。如果从武士英被边缘化的社会心态以及其曾为职业军人角度来设想的话,武士英翻供,自担责任,可能出于一种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好汉情结。据当时记者报道,武士英在庭审中,从无惧色。他被带出法庭受审时,居然沾沾自喜地说: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此次因此案而坐公车,也是一乐。这也是武士英虽死无憾心态的反映。

来源:新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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