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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在文学价值标准的扭曲中失落

2011-07-08 13:58:50 来源:神木文化艺术网 浏览:59
内容提要:1993年,第六期《上海文学》发表了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等人的对话文章《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持续两年多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影响深远。 1995年底,《新民晚报》盘点当年文坛十大热点,有关人文精神之争位列第一。

      1993年,第六期《上海文学》发表了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等人的对话文章《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持续两年多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影响深远。 1995年底,《新民晚报》盘点当年文坛十大热点,有关人文精神之争位列第一。可以说,纵观上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话题一直是文化界和思想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当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早已是相隔10余年的旧事,但是,事实上,人文精神的话题性却远远没有终结,并且,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下,更加具有讨论的价值和必要性。对于当下的文学和当下的写作者们来说,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坚守依然值得深入反思和讨论。

  近年来,文学界热议的当代文学价值重估的话题,正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延续。

  文学是人学文学应当而且必须要坚守人文精神

  汉学家顾彬是一位让中国文学界感到有些许尴尬的海外学者,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种评价总会成为舆论的焦点,甚至掀起新一波的针对当下文学的集中批评。顾彬说过一些令中国文坛不舒服的话,当然,其中有值得商榷之处,也有被媒体曲解和断章取义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他的部分观点直指问题的症结,虽然戳得有点痛,但却说了该说的话。

  顾彬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经非常直接地表达过自己对中国作家的看法,其中,他提到,中国的小说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他们只会写人的表象,而写不出人的内心,更加无法通过作品告诉读者:人应该走什么路,人应该怎么办。这一观点并不偏颇。在许多的长篇小说中已经失落掉了,作家对人的观照远远不够,人的价值、尊严和命运变成了作家玩耍的对象,以漠视的目光注视人的存在,那么,又如何能够真正透彻而又深刻地去完成的解读呢?

  文学是人学,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文学应当而且必须要坚守人文精神,观照人的价值、人的命运、人的尊严。而今天,人文精神在文学中凋零,大部分作家在作品里或是不痛不痒地或是凌虐地建构着人物的世界,对于人物的命运流露出旁观或者戏谑的心态,相较对人的价值的彻底剖析,作家们更乐于浮游在表层,把人放置在工具的角色上,服务于纷繁华丽的写作技巧,读者并不能从此种作品中感受到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关切。因而,当下的文学常常表现出一种令人厌倦的无力感、花哨、油滑、冷漠、变态,普遍失落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人文精神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是衡量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不坚守人文精神,不以人为本的文学也就等于自觉放弃了文学的本质目的,文学轻视人、忽略人,作家不懂得人,那么,便不可能期待文学有一个真正健康、真正繁荣的今天和未来。

  价值标准畸形化将人置于动物的角度来戏谑和玩弄

  相较上世纪90年代,今天,文学的人文精神坚守或许面临着更大的危机。

  衡量一位作家、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坚守人文精神,要看其是否维护、追求、尊重人的尊严、价值和命运。然而,当下的中国文学最遭人诟病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确实存在的一种倾向,恰恰是将人的尊严和价值彻底打碎,嘲弄似的将人置于动物的角度来戏谑和玩弄,抛弃了对人的理解和关怀。人的动物性或许是人性的一面,但绝不是人性的全部,而发现人性中的动物性也并不能代表对人性有如何深刻的认识,这样的创作倾向不应该成为文学的集体焦点,它的出现与风行,其根本原因是文学价值标准的畸形化。

  近年来,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非正常的人。这种非正常有精神层面的,也有肉体层面的,当然,他的视角也是非正常的。这类以反人性为主题的作品,肆意玩赏龌龊与鄙陋,甚至将其作为作品的主题。用人物的畸形和破碎拼贴出一个同样畸形和破碎的故事,读者从文字中感受到的是粗俗的、低贱的、扭曲的、残酷的、动物一样的人生和世界,同时,在展示了这样一个人生和世界之后,最终也不能给出一个有希望的指向或者解决的方式,对于读者来说,从作品人物惨烈的人生中看不到作者悲悯的情怀,也体会不到对于人的尊重,取而代之的却是因为过于原生态的描写方式所带来的作呕感。

  文学需要与现实产生摩擦力,需要直面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但是,文学应该在与现实的摩擦中指出希望,需要在人性的黑暗中找到光明。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学的精华部分都是在唾弃人性、展示痛苦、糟蹋生活,那么,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作家应当对生活充满热爱并且保持一份精致的情怀。当下一些颇负盛名的长篇小说,无论是技巧、结构,还是语言,都具有相当的水准,然而,依然要面对巨大的争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作品中缺少应有的人文关怀,在尽情展示苦难的同时,作家遗忘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悲悯和情感。

  文学之于人类的唯一性在于她能够提供心灵的表达,能够提供深刻的美。遗憾的是,当下的文学似乎失去了这样的功能,也似乎失去了带有希望的、鼓舞的和积极的文学价值标准。

 文学天然与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性中的理想和崇高是美的终极体现,文学可以用多种角度来描写人,不过,根本的指向应该是对人的普遍关怀,也就是要保持对理想和崇高的向往和追求。文学应当帮助人类建设精神生活的价值体系,而不是扮演瓦解和摧毁这一体系的角色。

  失去承担意识作家不能对时代社会以及人做出宏大的哲学反思

  坚守人文精神要观照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的生存现实,这便要求作家具有对时代、社会以及人进行深刻思考的能力。对比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无一不投射出作家对时代、社会以及人的宏大的哲学反思,而这正是当下中国作家所缺少的。

  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家的梦魇。中国作家是否真的需要一个诺贝尔奖来证明自己,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但是,应当要正视的是,历届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了对社会的深度介入,对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现实的自觉观照、思考与终极关怀,而这些在今天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是很难见到的。如果用伟大来标签一个时代的作家,那么,能够承载这种伟大的必然是作家透过作品所折射出的良知与力量,这份良知与力量的产生即是归结于作家具有的承担意识。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数码科技交错推进、迅猛发展的纷繁年代,太多的人不再认为自己应该负有责任,不少的作家也包含在其中,而这样的遗忘无疑是对文学的巨大伤害。

  五四文学传统之下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召唤和培育了中国几代作家,他们对国家民族、对人民大众的自觉承担,使他们的作品撼动了时代,作家只有在承担中才能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体验,才能将个人的创作真正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风格化的写作固然是精彩的,容易引起瞩目的,但是,并不能令读者感到撞击般的满足。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要面对一个又一个困惑,而文学有责任为人类的困惑找到答案。作家需要回到人文精神的轨道上,真真切切地去触碰人的生命,去感受人的价值,并且以敬畏的心去仰视人的尊严,用文学去重建人类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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