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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胜之源:毛泽东对五四精神的忠实继承

2012-08-31 09:25:42 来源:神木文化艺术网 浏览:199
内容提要:五四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也是常说常新的话题。按照美国华裔学者周策纵先生的理解,五四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等。

五四运动资料图片

 

  ()对五四的检讨与超越

  五四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也是常说常新的话题。按照美国华裔学者周策纵先生的理解,五四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等。它一方面表达了学习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估中国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企望,一方面表现为由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所激起的爱国热情。[40]可见,偏重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和谋求民族独立的救亡运动,构成五四时代的两大主题。

  八十年来,人们对复杂的五四文本作了多元化的历史诠释,这既与解释者的主观认知、价值观念、情感反应以及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有关,同时又源自各式各样的解释者对五四内涵的分歧性界定和按需选取。总括起来讲,在将近一个世纪的五四研究中,大致存在着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派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三大五四话语系统。毛泽东的五四解读模式,无疑属于第三种。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亲自参与五四的最高政治领袖。受新思潮的影响,五四前期的毛泽东,推崇科学、反对迷信,讴歌个人主义个性解放自我实现,鞭鞑封建伦理道德,主张问题主义并重,与五四启蒙精神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可以说,五四是毛泽东思想之旅和革命生涯的一座界标。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数十年时间里,毛泽东多次对五四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41]很显然,毛泽东是将五四运动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考察和评价其意义和影响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将三十年代党内批判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与五四运动联系起来,从五四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吸取灵感。他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对。在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性功绩作了肯定后,他笔锋一转,对五四运动的缺点从方法论上作了检讨。他认为五四时期的许多领导人物,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是不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42]这里所谓形式主义向的发展,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而形式主义向的发展,则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即洋八股、洋教条。在毛泽东看来,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五四新人物的批评,是以肯定五四运动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伟大功绩为前提的,这种肯定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把王明倾教条主义看作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也是很正确的。可是细究起来,毛泽东对五四及五四后期思想流变的检讨也存在很多需要弄清楚的问题。例如,五四新人物固然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但他们对待中国和外国事物是不是一律用形式主义方法?五四运动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和王明倾教条主义究竟在哪一种意义上是相通的或相同的?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又如西化思潮和全盘西化论,在中国是不是已经发展成为八股教条洋八股、洋教条老八股老教条在性质上是否一致?作为文化发展的路向,王明倾教条主义和所谓洋八股、洋教条是同质的吗?二者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还是相悖的?等等。

  诚然,无论是激进主义者抑或是保守主义者,在救亡主题压倒启蒙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情绪化倾向确实是存在的,口号的宣传往往多于理性的思考。这种形式主义和30年代出现的党八股确实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但二者在文化上的价值取向和所发生的历史作用,是很不相同甚至彼此相反的。前者(尤其是推崇西方文化者)是服务于和总体上服从于打倒封建专制主义的老教条、老八股的,其目的和作用是破除对中国古代圣贤和经典的迷信,把人们的思想从老教条、老八股的严重束缚下解放出来,树立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而不是为了禁锢思想,压制个性。考虑到传统守旧势力的顽固,他们的情绪化偏执不无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应予以同情的理解。后者的作用正相反,是提倡迷信、反对科学,鼓励盲从、扼杀自由,强调党性、抹杀个性,只要集中、不要民主,其实质是封建主义的改头换面,完全背离了五四精神,对文化建设和中国革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此,两者不可等同视之。

  40年代初年,毛泽东从思想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驾轻就熟地从五四精神遗产中寻找示范和动力。毛泽东曾指出:五四运动以后的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卑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43]毛泽东在众多五四新人物中,单独挑选鲁迅作为赞美的对象,视之为中国近代文化革命的主将,一口气用了九个来表现主将的贡献,其地位远在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之上。这在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五四历史遗产中有利现实思想斗争的是鲁迅而不是陈独秀。

  毛泽东擅长于将历史研究服务于现实斗争,他将五四思想启蒙与当下的思想解放相联系,指出: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44]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的影响,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为教条主义所统治。毛泽东同教条主义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并在40年代领导延安整风运动,这是继五四之后的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为了领导好这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来自新青年阵营的毛泽东,很自然地祭起五四思想启蒙大旗,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这正应验了美国学者舒衡哲教授的一句话:

  1919年事件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都学会了相当有选择地使用他们的记忆。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大的时候,他们就更多地回忆政治性的细节;每当气候变得更加适宜于思想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又忆起了为启蒙而进行文化斗争的细节。[45]

  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封建教条,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启蒙运动。但从思想革命乃政治革命的前提性工作这一意义上说,五四思想启蒙的意义决不限于当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五四的启蒙主题仍然不能被淡忘,这就是五四精神一再被人们追记的原因。毛泽东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检讨五四新人物的形式主义思想方法,凸显五四的思想启蒙意义,并以此为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史渊源,这无疑是对五四的继承和超越。

   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和彻底反传统的倾向,毛泽东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中西文化问题发表了原则性意见,迄今具有指导意义。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现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而应当总结、承继历史上的珍贵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同样,对待西方文化也应采用辩证分析的方法,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要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除形式主义的方法外,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另一个缺点是,知识分子未能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当时的知识分子偏重于空洞的理论说教,缺乏深入实际的热情,有脱离群众的倾向。早在五四期间,毛泽东即已对这一缺点有所觉察,认为知识界一味刺激他的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46]毛泽东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具有很强的历史观念,他深知五四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乃是这个运动未能全竟其功的重要原因。鉴于此,他以毫不含糊的言词肯定了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号召中国的知识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并组织起来。因为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47]他甚至不无夸张性地把知识分子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的联合,看作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48]

  其实,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始即有的传统,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李大钊即撰写了《青年与农村》一文,正确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问题乃国民全体问题的关键,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并发出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的口号。[49]当时,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和北大的一部分学生用实际行动响应了李大钊的号召,走上了与劳工阶级联合的道路。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联合,对于造成五四时代的高昂的革命气氛,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青年与农村》一文的问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拓荒者的尝试。这种尝试,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从五四运动那里所继承的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50]

  在中国现代政治领袖中,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性的强调,毛泽东堪称第一人,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它主要地源自他对五四运动缺点的检讨和超越,同时与他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分不开的。关于构成毛泽东思想重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论与五四运动的渊源关系,周策纵教授作了正确的揭示:毛泽东是被这个运动所唤起而开始其政治生涯的。从一开始,他就抓住和利用了这场学生和新文化运动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他的主要理论即新民主主义论的形成就有可能受到了他从五四运动所得经验和对之所作的解释的影响。”[51]因此,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研究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以毛泽东对五四的解读为切入点,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革命语境下的五四解读模式

  作为直接受《新青年》影响,并在新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勇猛的文化斗士和中国第一代创造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毛泽东长达数十年的革命生涯和政治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淡化启蒙色彩、张扬革命性因素的五四情结。他对五四的解读模式,既是辩证的,又是历史主义的,其价值指向均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习惯于把五四运动说成是中国现代史分期上的一个分界线和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涯的发端,因而十分关注五四的性质、五四的领导者和五四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问题。他从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一宏阔背景下来考察五四运动,认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的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52]

  毛泽东五四观的提出,不仅意味着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五四解释话语权力的把握,也预示了其革命话语方式的基本原则支配五四评论与研究主流方向的开拓。研究毛泽东的五四观,对研究后数十年的五四评论与研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五四既可被看作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亦可被理解为以科学民主为主旨的思想启蒙运动,但两者毕竟在社会关怀的取向上和价值意义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正因为五四自身存在着不同方面的历史价值,使得后来人们在阐释五四精神时,不免会歧义互见、各执己说。尤其在某种具体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对政治前程的期望,还是对文化理想的追寻,对五四这一历史文本的解读,往往要受制于现实环境的影响,结论也会呈现出某种语境下的特殊色彩。在毛泽东对五四评论的整体性结构中,五四是被置于革命语境中谈论着,以革命话语方式阐释五四的性质与意义,是毛泽东五四观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五四观的最重要特征是,把五四定位于中国革命长期历程中的一个带有转折性的特殊阶段,五四的革命性质和政治意义在这个革命之链中得到彰显。在毛泽东的历史意识里,近代以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经历了若干个阶段,而五四便是其中的一个时期。因此,不论从政治层面上看,还是从文化层面上看,五四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

  在长达90年的五四研究史中,能够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争夺五四话语解释权的当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其典型代表就是胡适。胡适早年曾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诺言,他几乎把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倾注在新文化运动这一为中国现代政治建立思想文化基础的事业上。因此,他对五四运动的政治化倾向表示忧虑,认为1919年发生的五四学生运动和工商界罢工罢市运动,是对前期旨在思想文化革新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不幸的政治干扰。[53]他以1923年为界,划分出两个时代:“()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集体主义(Collections)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其沦为民族主义运动,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54]他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将作为文化运动的五四与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区别开来,认为五四政治运动是对前期五四文化革新运动精神和方向上的背叛;与此相适应,他又切断五四运动与五四后的国民革命运动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以此淡化五四的政治色彩和政治意义。在他看来,前者是个人主义、世界主义的文艺革新运动,后者是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革命运动。

  区别于自由主义者胡适,同为五四当事人的毛泽东,对 五四的诠释则大异其趣。他把五四运动界定为反对卖国政府的爱国革命运动,倡导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55]他将胡适作了分梳的五四前后两段在政治意义上予以串连,并以政治运动统括文化运动。19395月初,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五四运动》一文,文章开篇即写道: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中,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不啻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内含于并服务于五四政治运动的,从而弱化了在胡适五四观中一再得到显扬的五四思想解放意义。不仅如此,在毛泽东的革命认知系统中,五四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么,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干部。”[56]显然,毛泽东是突出了五四运动的社会政治意义和民族救亡意识,把五四运动看作是由政治统帅的一体多面的革命运动。这一解释特征对以后史学界的五四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毛泽东五四观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五四主体阵营的政治化定性,也即通常所说的阶级分析法。他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时,就牢牢地确立了阶级斗争的观念,[57]此后,便自觉地以阶级分析法解剖五四阵营的联合与分化,动态式地描述了五四运动的后续发展,并逐步确立了五四诠释的激进政治话语系统。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史上,在科学民主的旗帜下,实际上聚集着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方向不同选择路数的几股力量,科学民主实质上成了五四时期思想文化斗争领域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性符号。毛泽东在1939年对五四运动的最初解释中,曾说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不同社会势力的一个统一战线,而不是阶级的统一战线。关于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他列举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后来他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一文中补充了更多的阶级特征:

  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毛泽东在政治运动的意义上将中国革命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并将这一划分一直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前的所谓新学、西学,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属于世界范围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后来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他还以充满激情的语言从新青年阵营中选取鲁迅作为唯一的赞美对象,认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58]

  在毛泽东的五四观中,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的彻底性集中表现在它不仅坚决地勇敢地全面地批判了帝国主义的政治,而且也坚决地勇敢地全面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文化与文明;不仅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中国传统的以孔家文化为正宗的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文化,而且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也作了深刻的切入骨髓的反省;不仅清醒地意识到这场文化革命所具有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同时也意识到它的后期发展已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勿庸讳言,由于五四运动的复杂性以及五四和五四参加者本身有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共产党的影响只是在运动行将结束之际才表现出来,因此,如果把五四作为一个时间跨度长达数年的复杂整体来考虑的话,把五四运动说成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缺少充分根据的。

  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业已表明,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五四时期也不例外,自五四以后,中国的志士仁人、革命先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浴血沙场,前赴后继,终于经过三十年的奋斗,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完成了反帝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实的继承者。事实上,五四运动以后,没有哪位政治领袖能像毛泽东那样,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作出如此符合实际的描述;没有哪一派势力能像早期共产主义者那样,对中国未来文化选择的蓝图作了如此准确、清晰的判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实是理有固然,势所必然。

  ()毛泽东五四观的渊源与影响

  早在李大钊、陈独秀要求五四运动奔向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运动的呐喊里,已显出马克思主义者把五四运动看作革命运动的萌芽,这一萌芽在稍后的瞿秋白那里破土而出。[59]毛泽东在1939年至1940年间,以激进的革命话语系统诠释五四,形成了以论证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中心的五四观,这显然和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的五四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但赋予五四以如此明确的革命性质,却首先是由毛泽东作了理论论证的。一旦五四的革命性质得以确定,毛泽东就把五四叫作革命运动了,认为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后,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他以革命运动来包容五四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这无疑是对前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五四观的某种总结,也是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五四观的纠正,在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的年代,这种五四观体现着时代的最强音。

  在毛泽东明确五四的革命性质之前,不少马克思主义者都从启蒙的意义上评价五四,艾思奇、何干之、周扬等热情歌颂伟大的五四启蒙精神,对旨在继承和发展五四启蒙运动的新启蒙运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发表后,五四启蒙精神的内核,即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原则不再被共产党官方提起。大体说来,1941年后的三十余年时间里,毛泽东突出五四革命性质的观点成为阐释和评价五四的主要准则。之所以如此,从理论上讲,是把五四启蒙的精神内核即个性解放(自由主义),看作与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从瞿秋白反对五四式自由主义到艾思奇把自由主义归属于资产阶级;从周扬以集体性吞并个性到毛泽东号召反对自由主义;从1955年旨在重建新的意识形态的胡适大批判到把五四文化革命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前驱,都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后期的五四运动发生了许多实质性的变化,这是事实。毛泽东自觉地将五四运动与五四以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但他从来没有明确说过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运动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尽管他在解读五四文本时,夸大了事实上在1920年以后才刚刚形成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但是后来共产党的作者往往发挥了毛泽东的思想,断言在五四运动的大联合中,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60]对此,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官方纪念者朱务善作了负责任的辨析。朱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在1962年发表了一篇颇具争议性的论文,指出:

  五四是什么性质的革命运动?像巴黎公社一样,它是一次自发的起义,只是到后来才成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在五四时期,共产党还没有建立。领导五四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对这个运动也非常感兴趣。……有些人想把五四运动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但不幸的是,这歪曲了历史事实。[61]

  在中国现代史上,激进主义构筑了一套解释五四的强势话语系统,它从陈独秀开始,中经瞿秋白、新启蒙运动,到毛泽东臻于成熟。陈独秀高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瞿秋白突显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三十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则在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下继承和超越五四,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高屋建瓴,对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及其历史作用作出合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解释。自此,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掌控了五四解释的话语权力,从而排挤甚至是吞噬了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其他流派的解释权。这种一边倒的情形不仅使各大流派之间的文化制衡格局被破坏,而且使革命话语本身也失去了理性的控制。其在文化思想领域产生的一个直接消极后果是,五四内涵的丰富性被某种单一的激进政治话语所阐释,其中某些成份和因素,诸如革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等,被不成比例地扩大;另外一些与自由主义相关的思想,如个性主义、思想自由等,则被淡化,甚至忽视了;而科学民主精神,则被马克思主义化和无产阶级化了。以至30年代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五四启蒙主题始终被救亡主题压制着得不到彰显。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一个世纪革命神话的终结,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思想方式的转变,学术界重新认识和评价五四的唤声日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拨开历史的迷雾,消除以往激进主义话语系统的偏见,对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五四话语的合理内核予以开掘和阐释。如此,以民主科学为内含的五四传统才会真正发扬光大。”[62]在此背景下,由毛泽东确立的五四诠释话语霸权正逐渐消解,五四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启蒙意义,重新得到了肯定,学术界的五四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格局。当然,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决不能简单地以一种话语诠释系统取代另一种话语诠释系统,当我们提倡多元化价值取向,重新赋予自由主义五四解释权力的同时,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五四革命话语系统的价值及其影响,不能一概加以抹杀,否则,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五四运动的全幅内涵仍将遮蔽不显。

文章摘自 《百年思潮:回首五四》 作者:董德福 史云波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编辑:李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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