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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相——我和张秀山的革命友谊

2012-03-09 09:12:19 来源:神木文化艺术网 浏览:190
内容提要:张秀山同志是我的老同学、老战友,我们有将近70年的友谊。

                      王兆相(左)                  张秀山(右)

张秀山同志是我的老同学、老战友,我们有将近70年的友谊。
    1928
年,我在家乡念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考入榆林中学。在榆林中学,我结识了比我早一年入学的张秀山。我们都是陕西省神木县南乡人,都是共产党员,都深恨军阀的黑暗统治,共同语言很多。有一次在校图书馆看过报道红军消息的《大公报》后,我和秀山悄悄地议论:也该在陕北开展革命武装斗争,让我们家乡的人民过上不受压迫、不受穷的好日子。
    1930
年,陕北军阀井岳秀派军队************了榆林中学的学潮,秀山与我先后离开了榆林中学。一年多以后,我来到南梁,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与秀山相逢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后,秀山任红二团步兵连连长,我任红二团警卫队队长。在开辟以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战斗中,我们在刘志丹身边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5
5月,我参加了红二十六军主力红二团南下渭(南)华(县)地区的军事行动。南下部队被叛徒杜衡断送,最终在终南山区溃败。我一边打短工、一边要饭回到陕甘边根据地照金。当时,被刘志丹指定留守根据地的习仲勋和张秀山等同志挑起了重担,张秀山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政委。他告诉我: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后,根据地的形势一度陷入危机,靠着由渭北游击队等部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英勇奋战,才将根据地支撑下来。从终南山脱险归来的同志们公认:处在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失利、国民党军加紧“围剿”的情势下,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同志临危不惧,应对有方,为保住陕甘边根据地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时,陕北特委已在佳县召开了高起家坬会议,决定在陕北创建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陕甘边特委书记习仲勋与秀山批准我回陕北工作,秀山还亲自给我开了组织介绍信。我临行前,秀山拉着我的手说:“陕北也要开展武装斗争了,你回去可以大干一场,在咱们老家拉起一支队伍来。要是陕甘边和陕北都建立了红军和根据地,西北的革命形势就会有根本的变化。”
   
我回到神木南乡,按照陕北特委的决定和马文瑞同志的指示参与了神(木)府(谷)地区红色武装的创建工作。我们组织起了7个人的红军特务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短短一年时间就发展成了200余人的红三团,一块孤悬于陕西省最北部的神(木)府(谷)佳(县)榆(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我历任特务队政委、红三支队支队长、红三团团长。但由于我不同意推行极左的那一套,加之上级派来的一些干部不很了解情况,我几度被他们这些“左”倾路线的推行者撤职。虽然每次都恢复了职务,但仍使我产生不被信任的苦恼。这期间我打听过秀山等同志的情况,从南边来的同志告诉我,秀山先是担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陕甘边特委书记,后任西北工委常委、宣传部长,但却在“肃反”中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被捕了,罪名是所谓的“通敌”、“反革命”。我百思不得其解,像志丹、秀山这些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好同志,怎么可能“通敌”,又怎么可能会是“反革命”呢?他们要真是“反革命”,陕甘边、陕北的革命形势怎么会获得那样大的发展呢?
   
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志丹、秀山等同志被解救了出来。19363月,秀山被派到我们神府佳榆根据地工作,任神府特委常委、组织部长。秀山来神府的时候,正逢我又一次被上级派来的领导免职待命。我俩分外感慨,但他没有向我诉说他个人所受的冤屈和磨难,而是着重介绍了中共中央来到陕北后的新形势,宣讲了瓦窑堡会议精神。秀山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是同情、支持革命的老人,却同时在神府佳榆根据地的“肃反”中被杀害。秀山怀着沉痛的心情对我说:“兆相,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咱们不能计较个人恩怨,还是齐心合力把红军、根据地搞好吧。”
    1936
6月,神府特委决定成立神府红军总指挥部,由于秀山与许多同志力主由我担任军事指挥员,当时的特委负责同志才勉强同意任命我为总指挥。秀山兼任政委,他具有丰富的部队政治工作经验,在神府红军的各部队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特别是加强了部队中党组织的建设,使神府红军的红三团、红四团及各游击队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7月,中革军委决定:神府的红色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在师长人选问题上,神府特委负责同志原已上报由陕甘边红军的一位干部担任,张秀山、王恩惠等同志主张应由更了解神府情况的我任师长。在他们力争下,神府特委重新上报了师长人选,经中革军委批准:我任师长,秀山兼任政委。在独立师成立大会上,我和秀山联名发出了致全国人民、全国各武装部队的《通电》,呼吁:“站在抗日讨卖国贼的立场上,联合全国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与一切武装部队,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秀山并给独立师排以上干部和根据地的地方干部作了报告。他形象地比喻说:神府群众就是革命的大海,独立师是大海中的鱼,鱼要靠水才能活命,才能游来游去,我们共产党、红军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要求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紧密团结,为保卫和发展根据地共同奋斗。秀山还起草了一篇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针对作战、行军、宿营等各种不同的情况,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具体作法。
   
不久,秀山被任命为神府特委书记。这一来,我俩的合作就更紧密了。在军事方面,秀山非常信任我。无论他们随军行动还是留守后方,都支持我放手指挥。独立师成立后,接连取得泥河沟、苏泥家、黄蒿梁等战斗的胜利,北上哈拉寨、南下佳县和米脂的行动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国民党军发动的对神府根据地第四次、第五次“围剿”,均被彻底粉碎。记得我率领独立师南下佳县、米脂前,秀山对我说:“兆相同志,我们独立师深入白区活动已经有好几次了,还是有些经验的,但也不能大意。希望这次出去,既能消灭敌人,又能壮大自己,还要让敌人把我们的活动报告给中央。部队胜利归来后特委给你们开庆功会。”我带独立师在国民党统治区转战十几日返回神府佳榆根据地后,秀山果然主持召开了欢迎独立师凯旋的祝捷大会,部队受到很大鼓舞。我在神府担任军事指挥员的4年间,与秀山共事这一年多,心情最舒畅,仗也打得最顺手。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神府佳榆根据地与中共中央的联络时断时续,往往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得不到党中央的指示。就连西安事变的消息,我们也是通过俘虏的国民党军官才得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的秀山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秀山善于从敌占区报纸的字里行间来分析、判断形势。1937年春,他与我们开会研究后,大家共同作出了两项决定: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准备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停战谈判;另一方面加强武装斗争,用军事上的积极行动迫使国民党当局与我们谈判。
   
实践证明,我们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神府佳榆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八十四师、八十六师及阎锡山的晋绥军,都派来代表与我们谈判。秀山出面会见过企图收编神府红军的国民党军代表。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这支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只听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毛主席、朱总司令让我们怎么整编,我们就怎么整编;调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我们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收编!”谈判期间,国民党军八十六师一部偷袭根据地,秀山赞同我的意见,调集部队坚决反击,将这股进犯之敌大部歼灭。战斗结束后,我们释放了俘虏的官兵,向八十    六师归还了缴获的枪支和马匹。我们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谈判最终获得成功,神府红军与周围的国民党军各部实现了停战。
   
神府佳榆根据地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恢复后,中央组织部给神府特委来信,肯定了以秀山为书记的神府特委的工作:“你们长久离开省委和中央领导,独立的在神府艰苦斗争,保卫了神府苏区,扩大了地方武装。最近自动和进攻部队协商停战,我们听到这些消息非常愉快,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民族革命的敬礼!”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独立师奉中革军委的命令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六团。秀山做了大量解释工作,打通了许多不愿换穿国民党军装的指战员的思想,保证了改编工作的顺利进行,警六团按期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春,我从晋西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学习,在马列学院再次与秀山同学。当时马列学院的工作人员总共不到20人,教员均是由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干部兼任。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王明、陈昌浩、陈云、陈伯达、艾思奇、王学文等都是我们的教员,常给我们上课、作报告。我的文化底子较差,对他们讲的许多事听起来很吃力。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首长就鼓励我:“王兆相你的文化低,也别着急,听不懂,可以多问,问我们,问同学们都可以,平时多看点书,可以从中增长许多文化知识……”我们班上的徐海东、阎红彦、谭余保、张秀山、汪东兴、丁玲等同学都比我文化水平高,在课下他们也常帮我解决难题。秀山由于是老战友,对我的学习更是格外关心、帮助。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率领山东渤海军区独立旅开赴东北,在哈尔滨喜出望外地又遇到了秀山。秀山时任松江省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委,他向初到东北的我介绍了许多情况。后来,我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八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十三师师长,参加了三下江南、四平攻坚、辽沈等战役、战斗,偶尔在开会时遇见秀山,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他的热情和亲切,使我感受到深深的老战友情谊。
   
我随东北野战军进关后,向南一直打到湖南。再次与秀山见面已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那一次,我奉派到朝鲜战场参观考察,路过沈阳时,正担任东北局副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的秀山与我长谈了一晚上。他对我说:他正在查处一批腐败分子,革命刚刚胜利就出了这样的人,心情实在很沉重,我们都应该加强党性修养,保持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作风。我认为,秀山说得很对。
   
在个人生活方面,秀山对我也是非常关心照顾的。我的前妻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在她生孩子不久,就被国民党军队把她们娘俩关入监狱中,受尽折磨,一年后才被党组织和根据地的群众营救出来,但没几天我的前妻就病故了。1936年独立师成立不久,秀山和许多同志就张罗着给我再找一个伴侣,秀山为我的婚姻问题跑前跑后,甚至帮我作决定、下决心。1940年以后,我奉命与爱人刘静一起去山东抗日前线。我的大女儿利华、侄子黎明留在延安生活学习,他俩经常得到马文瑞、张秀山等同志的悉心照料。辽沈战役结束我离开东北后,我的大女儿利华、二女儿新华又是依靠秀山等同志的关心在沈阳上学。
    1954
年,我在后勤学院工作时,得知秀山受到极严厉的处分。我绝不相信秀山会是什么“反党联盟”的成员,坚信党总有一天会把秀山的问题搞清楚。“文革”期间,我和秀山都遭到批斗和迫害。我听老战友们说:秀山在交待“问题”和出具证明材料时,宁肯自己被毒打,也决不讲一句不实事求是的话。我既佩服他,也为他担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秀山和我都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劫难之后再相逢,我们以抓紧时间多做工作共勉。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秀山有一次去榆林、神木西面的毛乌素沙漠考察,回来后对我说:只要能把“三北”(东北、华北、西北)防护林建设好,咱们老家榆林、神木就再不会受到沙漠的威胁了。
   
秀山晚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我们一同回榆林参加母校榆林中学的校庆,一同回当年的陕甘边革命老区,参加南梁革命纪念馆的开馆典礼。年过八旬的秀山非常关注西北红军战史和东北解放战争史的编撰工作,多次向我了解有关的史实。他说:真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两部史书出版。
    1996
82日,秀山与世长辞。我却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我时常回忆起与他在一起战斗、学习、生活的情形。

 

作者:王兆相                                        编辑:李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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