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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日本卖国媾和内幕解密

2012-01-30 10:21:58 来源:神木文化艺术网 浏览:69
内容提要:1914年对于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来说,本来应该是个好年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事,生产停顿,军需增加,给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大发展的机会。自清末新政以来的制度动力,终于在此时使上了力气,促进了资本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状况趋于好转。

                                               

      1914年对于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来说,本来应该是个好年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事,生产停顿,军需增加,给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大发展的机会。自清末新政以来的制度动力,终于在此时使上了力气,促进了资本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状况趋于好转。在政治上,袁世凯扫平国民党之后,经过1年多的整顿,虽然在政敌来看,政治独裁色彩加浓了很多,国会停摆,民主失踪,袁世凯的权力,几近于皇帝。但是政局却稳定下来,从新政延续下来的现代化变革,正在稳步进行,司法和文官制度改革,逐渐走向正规,至少规章已经定出来了。整个局面,用很多政界人士的话来说,就是“国是初定”。唯一的阴影,就是日本趁火打劫,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

  刚刚进入1915年,这个阴影迅速扩大,变成满天的黑云,回国述职归来的日本公使日置益,径直见了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严格地说,就是要跟中国新签一个中日关系的条约。这条约共有五号,二十一款,因此人称二十一条。其内容,概括起来,大体上就是:一,要中国承认日本抢占的青岛和山东的权益。二,要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蒙具有特权,日本人可以自由移民这些地区,中国政府在此地区如有任何涉外举措,必须事先跟日本商议;上述地区需聘日本顾问。三,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但由日本支配。四,中国的所有沿海港湾岛屿,不许让与和租借他国 [ 意思是除日本以外 ] 。最厉害的是最后一款,即所谓第五号,要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地方警察聘用日本人,中日合办。中国军队要采买日本军械,由中日合办军工厂,采买日本原料。中国将长江流域几条铁路干线的筑路权,许给日本。承认日本在福建的特权,任何涉外举措,要跟日本商议,等等。

  二十一条,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从条文上看,的确名副其实。别的不讲,单就条款提出的口气,就好像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样,用袁世凯的话说,就是“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要这个,要那个,都直截了当命令式的,似乎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也没有跟你商量的意思。

  最先看到二十一条的中国人,是袁世凯。这样一个要将中国一口吞下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在日本方面,仅仅把他们的公使召回国内,然后由返任的公使日置益晋见中国国家元首,直接把文件递给袁世凯,连个特使都不屑于派。这种违反外交常规之举,跟二十一条的条文口吻一样,体现了当时的日本对中国的极度轻蔑和蛮横霸道。拿到文件,一夜没有睡觉的袁世凯,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逐条批阅。兹事体大,第二天一早,找来当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等人,一起商议。一夜未眠的袁世凯,看来一点都不糊涂,他明白,这二十一条,是日本人想借欧洲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之机,一口吞掉中国。显然,面对这样赤裸裸的威胁,袁世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应对,只是安排外务部跟日本周旋,并且特意交代,第五号万万不能答应,最好连谈都不要谈。

  这个“以朝鲜视我”的第五号,按曹汝霖回忆,当时日本方面就明确告知属于“希望条款”,意思是不一定非要坚持的。但据王芸生的研究,其实日本公使日置益在提出之际,并没有言明第五号的性质,整个的交涉过程中,“始终逼迫中国承认”。曹汝霖亲自拟定的二十一条交涉对策“说帖”上,仅仅提到第五号在文字形式上,与其他各条有异,并未指明这是所谓“希望条款”。直到当年的29日,在曹汝霖给驻日公使陆宗舆的电报里,才说到据俄国公使的密告,日本政府告知俄国,第五号实系“劝告性质”。可见,在交涉的当时,日本实际上是希望强逼中国政府将二十一条全部接受的,只是为了留有退路,才预留了字体形式上的一点不同。

  看当时谈判的记录,整个二十一条的中日谈判过程,就中国方面而言,感觉所有的策略,就是一个字,“拖”,以拖待变。在每一个细节上,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都和颜悦色地跟日本人纠缠,尽量把话题扯远,让问题复杂化。据顾维钧回忆,为了更好地贯彻“拖”字方针,陆徵祥还想出了若干“小招”。比如减少会谈次数,日本人要求每周谈五次,陆说只能谈一次,因为他的事务繁忙,还要处理跟其他国家的外交事务,还要参加内阁会议,等等,最后实在抗不住日本方面的压力,每周谈三次。但每次会谈,陆徵祥都会想方设法缩短实际的会谈时间,两个小时的会谈,例由东道主先说话,每次开场白之后,陆徵祥都让仆人献茶,于是进入茶歇阶段,上茶,上点心。他自己带头慢吞吞地一口一口呷,一杯茶半晌也下不去,日本人生气,他赔笑脸,慢呷如故。总之是能拖就拖,拖一分钟是一分钟。

  中国人的另一个招数,就是用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把消息传布出去,让英美知道,借英美的力量,抵制日本人的“独吞”,这属于传统的“以夷制夷”老法子。这种法子,由于在清末用得太多,事先日本人就有所预防,在交涉伊始,就“非常认真”地要求中国政府方面,对有关二十一条的谈判严格保密,威胁一旦消息走漏,后果将非常严重。为了防止消息走漏,日本代表甚至非常强硬地坚持中国方面只能由外交总长和次长出席,顶多带一个秘书,因为当时的外交总长为孙宝琦,次长为曹汝霖,一个是前清官僚,一个是留日学生,向有亲日之名。顾维钧认为,这意味着把中国方面有英美背景的人员排除在外,无法参加谈判。然而,袁世凯也不是省油的灯,在交涉开始之前,就把外务总长换成了欧美背景的陆徵祥,而陆徵祥在每次会谈之后,都会在外务部召开小型会议,时任外务部参事的顾维钧,因此得以随时了解谈判的动向。

  顾维钧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跟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有着密切的交往。据他自己说,在征得总统和总长同意的情况下,每次在外务部开完会之后,当晚,最迟第二天,他就会把情况通报给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芮恩施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的话表明,美国人在了解谈判进程方面具有主动性:“当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风闻后,便立刻提醒中国人:由于正在讨论的问题密切影响到美国在华的权利,我必须了解全部情况,以便我的政府按照有关中国独立的条约和协议,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维护它的利益。中国人当然是满口答应照我的要求办的。我同中国内阁成员和外交部官员的交往并不限于正式的会见和宴会。我们曾多次相互拜访,免掉了种种官场客套,谈至深夜。”

  保不住密的中国人,这一次把自己的“毛病”当成了武器,发挥到了极致。尽管日本人再三施加压力,严重警告中国人不许对外走漏消息,但是消息还是在第一时间传遍了世界。据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的电报,日本人1915118日提出二十一条,最迟到213日,英国《泰晤士报》有关二十一条的社论就已经出笼。但是,《泰晤士报》的社论,显然让希冀英国人“主持公道”的中国人失望了,居然半个屁股坐在日本人一边,认为日本提出的条件,“既非苛刻,亦非不公允,且并未侵及中国领土之完全、机会均等,及开放门户各主义”,而且“深信日本之志愿与英国相同,无非欲借此时机以求明定中日间之地位及巩固远东之平和而已”。只是在社论的末尾,半吞半吐地提道,日本所开列的条件,有数款“不免欲将中国归日本保护,此与英国在中国主张门户开放之政策不符”。显然,英国由于正在陷于欧战,而且跟日本有英日同盟的关系,所以,不大可能出来主持公道。218日,才有署名文章提出,认为日本的要求,与英日同盟相背,要求将二十一条全文从速公布,日本人当然知道中国人不会真的会为他们保密,在第二次会谈时,他们就发现北京的《顺天时报》和上海的外国报纸,已经听到了风声,而且日本代表还为此质问中国代表。只是,中国方面一推六二五,日本人也没辙。

     其实,在北京的英国公使朱尔典,跟美国公使芮恩施一样,从中日交涉的第一天开始,就知晓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美国公使芮恩施后来回忆说, 虽然122日他才知道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但不代表他此前一无所知。不过,虽然他们并不喜欢日本人这种背后下手的偷偷摸摸的行为,但却显然不打算有所作为。相对而言,英国人的绥靖意图更明显些,正在忙于欧洲战事的英国人,此时显然需要日本这个远东的盟友,不打算为了中国,或者在为中国的枝节利益,得罪日本。只要日本不能独占中国,英国人一切都好商量。英国人在整个交涉过程中,所做的,只是请驻日大使见了一次日本外相,装模作样地“劝说”了一下而已,唯一像样一点的表示,就是在日本最后摊牌的前夕,英国人告知日本方面,“如斥诸强压手段时,应先咨询英国之意见”。相对来说,美国人的态度要积极一点,义愤一点,但也远没有到为了中国跟日本翻脸的程度。美国公使芮恩施对中国人很有好感,而且在驻华公使中,也属于少见的有正义感的人,不过,他的义愤,也只是义愤而已,除了迭次电告美国总统,中日两边劝说,“亦无善策”。最后,美国政府给中日双方一个照会,说是中日两国的交涉和今后签订的条约,如有损害美国在华利益、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中国领土和统治权完整者,“美国政府决不承认”。

     在二十一条的交涉期间,有一位在华资深的记者,跟美国公使说:“当我们在这儿欢乐的时候,中国的主权却像一朵云向东方飘去了。朝鲜的戏剧又重演了。”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之后,这朵云,终于快要飘到东京了。57日,丧失了耐性的日本人,对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59日午后6时为限,作出答复,否则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即武力解决。

  第二天,袁世凯把在京所有的有全权和挂名政治头面人物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决策会议。显然,他心里有数,日本的最后通牒,对他而言,只有接受一条路可走,但他不想承受一个 “卖国”的罪名,即使要承担,也要大家来做个见证。在会上,参与交涉的人员,详尽地汇报了整个交涉过程,然后袁世凯让大家拿意见。据参加会议的曹汝霖回忆,在会上,后来被人骂为亲日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当即表示应该拒绝签字,力主抵抗。他认为,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美国公使芮恩施也提道,在这个会议上,产生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屈膝投降将意味着国家的崩溃。它将使政府丧失一切权力和公众的支持,而抵抗则将使全国团结起来”。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日本固然可以占领中国大片的领土,但却无法合法拥有这些土地,日本这样做,会遭致世界的谴责,而且,等到欧战结束,欧美列强就会出面干涉。持这种主张的人中,不止段祺瑞一个,时任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和总统英文秘书的蔡廷干,也这样主张,宁可跟日本人打游击,也不屈服。这位留美幼童,这位在甲午战争中因受伤被抓到日本的海军将领,当年就以坚贞不屈赢得过日本人的尊重,此时依然强项如旧。不仅如此,在交涉期间,当日本在中国的南满和山东频繁调动军队,为谈判施加压力之际,段祺瑞也暗中调动军队,以至于得到消息的英国公使朱尔典十分担心,双方会擦枪走火。

  此时的欧洲列强驻华使节,全体一致力劝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英国公使朱尔典据说还亲自面见袁世凯,以30年老朋友的身份,劝说袁世凯屈服,说是埋头建设10年,再来说话。美国政府虽有不满,但并不打算为中国出头,芮恩施也只好徒呼负负。至于俄国则只关心他们在北满的利益有没有受到伤害,法国则只要日本方面尊重1907年跟日本签订的条约,根本不打算多嘴,相对于中国,他们更看重的是跟日本的关系,因欧战正胶着,犯不着跟日本翻脸。况且,在丛林时代,长獠牙的,只尊重长獠牙的同类。

  其实,当时的中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就已经有这个思想准备,接受除第五号以外的二十一条所有条款。为此,他们还特意央求担任总统府顾问的日本人贺长雄,回国去跟日本元老疏通,希望日本方面,不再坚持第五号。据曹汝霖回忆,说是贺长雄回到日本之后,发现日本元老其实并不知晓有第五号这回事。日本学者升味准之辅的《日本政治史》,也提到自大隈内阁上台之后,其外相加藤破坏了1898年以来,向元老传阅外交文书的惯例,而代之以事后简单的汇报。二十一条的要求,并没有跟元老商议,甚至连具体条文都没能给元老们看。看来,曹的回忆有点根据。当然,即便是专横的日本大隈内阁,也并没有指望中国政府会接受第五号,因此,提出的时候,就是用特殊的字体单列的,如果能迫使中国人认账算捡着。只是,参与交涉的日本外交官,在中国待久了,骄横之气日长,立功心切,谈着谈着,似乎就忘记了第五号原本是“劝告”条款。在交涉之前,日本公使日置益特意为谈判递呈长篇条陈,提出要采取利诱和威压双管齐下的手段,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具体开列的利诱手段有四:一,在一定条件下,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二,保证袁世凯及其政府的安全。三,取缔在日本保护下的革命党、宗社党和留学生及日本浪人针对中国政府捣乱行为。四,收买袁世凯和政府各部部长的个人。此外,还可以考虑同意修改关税税率。而威压手段则是调动山东的日军以武力威胁,及利用革命党和宗社党人颠覆中国政府。而丝毫没有提到第五号可以考虑放弃,作为谈判的底线。

  必须说明的是,经过中国政府走后面的运作,日本的最后通牒里,不再坚持第五号,而中国政府也就接受了这种屈辱的“城下之盟”,二十一条除了第五号之外,至多做了一点细微的技术上的修改,全部接受,而且留下来一个尾巴:第五号容后商议。即便是日本这么一点不是让步的让步,中国方面也他们留足了面子。对此,当时参与交涉的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即使在许多年后,依然感到有那么一丝欣慰。而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甚至在回忆录中表示,他没有以日本不坚持第五号为己功,说明了他的低调。

  不过,此时作为中华民国终身大总统的袁世凯,心情可是相当的糟。514日,袁世凯对自己的文武百官,下了一道密谕,视接受二十一条为奇耻大辱,“疾首痛心,愤惭交集”,要大家一定发愤,“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卧薪尝胆。言语不可谓不沉痛,最后说道,如果经此事变,国人再不奋起,世界将视中国人无做人类之资格。即后来我们常说的,被开除球籍。而中国被迫接受二十一条的日子,59日,从此变成法定的“国耻日”。只是,这样的国耻日,以后越来越多。

  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白鼻子的人物,大陆和台湾编写的近代史自不必说,就连西方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材,比如徐中约的书,里面的袁世凯,也是一副丑角形象。但是,签完二十一条的袁世凯,应该说是中国最懊丧的人。二十一条的签订,未必能真的灭掉中国,但却真真切切地把袁世凯毁了大半。当时的日本其实未必不知道,尽管他们觉得一战是个扩张他们在中国势力的大好时机,但真的把偌大的中国一口吞下,以当时日本的国力,还是有点蛇吞象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把变中国为朝鲜的第五号单独列出,实在不行就退回来的原因。但是,明知道对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而且自己这方面也不打算用武力压迫对方接受,还是要将这些条款提出来,最大的效应,就是可以混淆视听,中国政府只要最终签字认账,在外面看来,就等于签了包括第五号在内的卖身契。当时的对外交涉,都是秘密进行的,外界无从知晓真相,卖国的帽子,想不戴势所不能。

  当然,也可以说,日本人对袁世凯一向没有好感,因为从历史上看,袁世凯的发迹,恰是在朝鲜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之时。最初,日本人还吃了袁世凯的亏,当时就结了怨。曹汝霖回忆说,日本公使日置益曾经跟他说过,说是革命之后,由孙中山当总统,没什么说的,因为孙没当过清朝的大官,一直主张革命,但袁世凯世受清恩,又是总理大臣,自己做总统,总不免有“篡夺之嫌”。其实,这种说法,即便真的是日本人的体己的私房话,也说明不了他们是否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真的有所偏好。如果说,日本人更不喜欢袁世凯一点,那么恰是因为袁世凯相对于孙中山来说,更像是一个强人。显然,日本不乐意革命后的中国落在一个强人手里。一个四分五裂、秩序混乱的中国,对于一个怀着野心的邻居而言,无疑更合脾胃。而一个强人,却有可能结束混乱,走向统一和秩序。乘欧战方酣之际,也乘这个强人羽翼未丰之时,弄出这么一个二十一条来,除了已经吃下的山东之外,无论最后能得到多少实际的好处,只要袁世凯最后妥协了,其在国人中的合法性一定会因此而大大降低。在社会上流传的二十一条,肯定是包括第五号的,而且因此造成的国势之危,注定是要被夸张了的。这一点,在日后的岁月中,只要有风吹草动,就会显现出来。山东问题,从一开始,就跟二十一条密不可分,人们此后的相关联想,是这样展开的,一提到山东问题,就会想到二十一条,想到二十一条,就会想到亡国灭种。

  而袁世凯经此事变,也的确中招,合法性受到很大的质疑,以至于后来的帝制自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恢复权威。结果却触犯了近代以来最流行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制度层面上的进化论,被视为开历史的倒车,身败名裂。袁世凯死后,中国的政局持续动荡,四分五裂,这样一个局面,显然最符合日本的利益。

  二十一条,在五四运动之后,在国际形势变化情势下,由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推动,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19233月被正式废除。当然,日本在东北和山东的实际上的特殊地位,并未因此而受到削弱。但毕竟在名义和心理上,中国人得到了某种补偿。

  但是,在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二十一条还是刺激中国人,尤其成为中国各界精英神经上的一个亡国灭种的隐痛。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二十一条带给中国人的国耻的一种延后的爆发。19156月,北京的街市上流传着一份抵制日货的告同胞书,是用白话文写的,这份五四前4年的文告,如果不加以特意说明,人们根本无从辨别它到底是出于1919年还是1915年。对亡国危险的警告,亡国之痛的描述,抵制日货的号召,甚至对不响应抵制之人的唾骂,都跟五四时期一模一样:

  列位同胞:

  知道不知道,我们中国就要瓜分了,就要亡国了,祸到临头,大家尚不设法挽救,到了亡国之时,自己再有多少钱,也用不成,再有多少福也享不成。为他人之奴隶,变他人之牛马,受各种之凌辱,经百般之压制,亡国奴之惨状,笔所难言。列位岂不闻波兰、印度两国乎,国亡之后,家中不得集有数金,不得藏有寸铁。呼马应马,呼牛应牛,到了那时,如梦初醒,虽想恢复,已经在他人制下,万不能动了。大家要知道,若将来失悔于后,不如预防于先。列位可知我们中国,什么为瓜分,什么为亡国奴,现在日本借欧洲战争为名,说是维持东亚和平,明是欺压我们中国,割我国之土地,夺我国之国权。当初攻青岛之时,说取回即还中国,如今已取得了,不特不还我们,反另生枝节,要求中国二十一条款,此二十一条中,即是要中国的这一省,又要某几条铁路,又要某几处矿山,中国的精华之地,几乎为他要遍了。更可恨者,中国之财权、政权、兵权及各种权,均要掌握在他的手中。中国无论何省,随便日人营业,随便日人居住,随便日人购买土地,就是掀 [ ] 宾夺主之意。又要我们中国人人都要学日本话,即是并吞中国了。列位切勿存这种苟安思想,以为日本并吞中国,总不要我们死,那时虽不得要我们死,然而比死还难过。列位都知道,日本灭了朝鲜之后,当时殁收其财产,搜检其兵器,使两家共用一把菜刀,寸铁不准存有,防其死灰复燃,所生男女小孩,不准学习朝鲜文字,种种虐待,不胜枚举。我们中国此时如不赶紧设法挽救,渐渐就要到了这步田地,大家要设个抵制之法才好。抵制之法,先从文明上抵制,大家齐心不买日货,不用日币,使其受制于我。况日本的货并不精美,并不便宜,何必定要去买他的,即使便宜,如今中国与日本不共戴天之仇,中国人民真无天良,真无廉耻,以至于此耶?你看日本的货,西洋人那看在眼上,独有专卖中国。每年计算,日本输入中国的货,至少几千万。此几千万之利权,由中国而转移于日本。考日本自日俄战争后,国内,现在又富起来了。他拿中国的钱,去练兵,去制造,来打我们中国同胞。同胞何不大众齐心,坚意抵制。自今以往,至死不用日货,大家要想到亡国之惨,万万要相持到底,切不可虎头蛇尾,切不可私自贩卖,希图得利,丧心害良,贻笑外人。若有人再买日货者,即凉血动物,人人得而唾骂之。今用文明抵制于先,如到了开战的时候,中国四万万同胞,只好拼一个死,岂有廿一行省之大国,竟亡于区区三岛之日本,吾不信也。到头来不过打得你死我亡,同归于尽,宁为中华鬼,不为日本奴。同胞努力,同胞努力!

      作者: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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